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niar Haugen）在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来的。艾纳·豪根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中的一个部分，是为一个语言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程序的活动。它可以包罗万象，小至新词使用的倡议，大到一门新的语言学习和运用的政策规定。人们对语言或语言多样性的看法，会形成不同的语言规划观。

　　生态语言规划

　　追求语言的多样性

　　语言规划问题主要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选择和确定国语或官方语言、实现语言现代化的决策。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少数族群逐渐意识到语言权利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语言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使用母语的权利和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语言不仅是文化，更是经济资源。以自己的母语进行交流，是对自然习得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20世纪70-80年代，环境污染加剧，人类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受破坏而导致的生存危机进行了深刻思考。人类是大自然的成员，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促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使人类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人类文化只有通过语言构成的知识体系才能得到完整的保存和流传。

　　语言的源泉来自民族或族群所栖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保护少数民族和族群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完整性，对于语言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社会完整性受到削弱，语言资源就会枯竭。比如，如果许多动植物灭绝，地质矿产资源枯竭，地形地貌被破坏，那么语言系统中与原初自然环境和族群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词汇和结构就会废弃，相应的文化内容也随之消亡，其结果是语言资源枯竭，语言活力衰弱。因此，着力保护少数民族和族群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的完整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生态语言规划追求的是语言的多样性，是对语言生态系统的整体规划，而不是仅考虑个体语言。可见，生态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语言生态系统内交流方式的结构多样性。

　　语言的传播

　　意味着文化的传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日益广泛，矛盾与冲突日益激烈。我们已经不能单纯地从“交流思想的工具”，更不能仅仅从经典语言学家书斋里的符号系统角度理解语言，而是要从其承载、传承、建构特定文化的功能与机制这一角度理解和把握其本质特征。

　　语言的传播意味着文化的传播，语言的交流意味着文化的交流，语言的趋同意味着文化的趋同和权利的丧失。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语言生活变得更加重要与复杂。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全球化传播本国的优势语言和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如何立足国情以适应语言国际化的浪潮，如何通过保护本国语言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提高民族语言文化认同感、促进语言文化对外传播来提升语言文化软权力，从而维护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应是目前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目标定位与制定思路。

　　我国语言教育的现实困境在于母语教育权利未得到充分保护，民族语言教育资源匾乏，语言教育生态失衡等，这些问题阻碍了语言文化软权力的提升和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

　　汉语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标志，是维护民族团结、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基础。目前，面对英语教育对汉语教育的严重挤压，我国国民的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下滑的趋势。换言之，我国目前以语言权利观为价值取向的汉语教育政策并没有解决汉语和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地位危机；同样，针对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临灭绝、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等现象，以语言权利为价值取向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也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经济后发型的国家，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多是以语言资源作为取向的，虽然外语教育得到迅速、长足的发展，但是外语与母语地位倒置，导致外语教育的优势地位严重冲击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这不仅阻碍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降低民族语言文化认同程度，同时也破坏了语言生态和文化的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