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新《食品安全法》并没有说平台的审查义务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而这实质上是平台可以进一步去和监管部门探讨的问题。可在之后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家食药总局《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进一步明确。一般经济领域我们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化行政管理；对于特殊民生领域要控制风险，放管要结合。食品安全纳入到了公共安全领域，所以属于较为特殊的民生领域，可以作为放管结合的一个典型。

　　“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后，国务院出台了电商国八条，接着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被业界称为“电子商务+”时代已经到了。而2015年4月份，千呼万唤的新《食品安全法》通过，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首次加入有关网络食品监管的条款。“互联网+”时代的食品新业态要经历新《食品安全法》大考。

　　平台责任：是福是祸，平台躲不过

　　新《食品安全法》的一个突破在于将平台食品电商与垂直电商区分开来。垂直电商或言自营电商（如京东自营，天猫超市等）相当于线下超市的线上版，比照传统监管；而平台电商则纳入两条特殊监管条款。分别为《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笔者将之分别称为义务条款和责任条款。义务条款规定了平台电商的“准监管”的义务；责任条款明确了平台电商的连带法律责任。

　　这两个条款非常重要，标志着对食品电商的监管至此找到了上位法的法律源头。在笔者看来，义务条款规定是机遇，责任条款是挑战。第六十二条义务条款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条规定：“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入网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传统上，实名登记和审查许可证等都是由政府公共机构才能行使的权力。而现在这个权力却进行了部分“让渡”给了平台电商，其实，这是某种意义上政府在给私法人授予公权力，所以平台的这个义务带有某种权力的“外表”。但是事实上，本条款也是赋予平台电商“准监管”的权力，是权力的法定化。当然因为条款中用了“应当”，所以是一种法律规定必须为的行为，这也使得条款看上去具备义务属性，而且还因为之后的责任条款，对没有尽职履责的平台附加连带责任，所以使得平台认为这是“无妄之灾”的权力。笔者调研到的一些电商平台表示，类似于食品许可证之类，国家没有开放数据，没有数据接口，他们无法做这个审查；而且还认为，电商平台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去对这些证照做审查。平台的这些疑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也是有些过虑了。

　　第一，平台电商监管实际上是比照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集贸市场摊位提供方，集贸市场相当于平台电商，而摊位则相当于网商。在现实生活中，集贸市场摊位提供方也对摊位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力。但是集贸市场和平台电商还是有巨大差别的。原因就在网商、平台和消费者是在多个时空交错的虚拟和现实交互中完成交易的。所以，建立在以传统业态为主要逻辑起点的监管机构，新的业态自然容易造成监管的焦虑和不信任。

　　第二，新《食品安全法》并没有说平台的审查义务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这实质上是平台可以进一步去和监管部门探讨的问题。可在之后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家食药总局《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进一步明确。一般经济领域我们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化行政管理；对于特殊民生领域要控制风险，放管要结合。食品安全纳入到了公共安全领域，所以属于较为特殊的民生领域，可以作为放管结合的一个典型。

　　新法对平台电商监管没有提很细致的措施，笔者认为，这也为未来的探索提供很多想象空间。比如在集贸市场的传统监管时代，监管是在有形物理空间进行，原来工商系统通过工商所可以进行定点的监管。其实不少工商所实际上就驻扎在集贸市场旁边，便于实时有效监管。但这种模式是很难借鉴到平台电商的监管上。传统的集贸市场是在单一的有形物理空间进行，监管者掌握相当法律话语权及信息主动权；电商平台、网商和监管机构是一个多维虚拟化的时空。平台实际上通过数据的汇流变成中心，监管者虽然还是国家公器的代表者，拥有强法律话语权，但不掌握数据，信息上被动。数据是平台的核心和商业基础，基于商业秘密等因素，平台也不愿意完全开放给政府。一种可能是监管机构对平台派驻专员，但那么多平台，限于行政编制，不是特别现实。不得已，监管机构把原来属于监管机构的管理权限一部分“让渡”给了私权力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