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明心学是儒家思想的正脉和当代新儒家的哲学根基，其思想的特点重在心上发力、心上用功，但却在中国本土管理哲学领域长期被忽视。从管理思想史来审查，西方的种种人文管理思想没有显著成效的原因，在于其思想特质注重人身之外，而缺乏一种向内的工夫。阳明心学“良知说”、“知行合一”、“致良知”构成的本体工夫论，正是解决西方管理理论这一困境的出路所在，这也是阳明心学在当今管理哲学如火如荼发展之时对于管理学界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自我控制/信任/知行合一/致良知/心上功夫

　　作者简介：李非(通讯作者)(1956-)，男，天津市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理论、战略管理，E-mail：mnslf@mail.sysu.edu.com；杨春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东省总队；苏涛，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吕智宇，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72143)

　　1 阳明心学

　　当前中国管理学界的本土管理学派正在日益兴起，自李平[1]提出并被学界广泛关注的观点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结合。就目前主流的理论构建而言，不管是成中英[2]的“C理论”，还是黎红雷[3]的儒家管理哲学，关注的范围都不超出先秦哲学。成中英[2]在“C理论”中明确指出以先秦诸子作为融合的对象，提到儒家时仅提到“孔子”，并且将儒家哲学的管理价值概括为协调哲学。而黎红雷[3]的“儒家管理哲学”在其序言中就指出将儒家限定在先秦儒学。当然不可否认，这与每位研究者有所侧重相关。笔者在中国本土管理学派的研究中，鲜有发现提及董仲舒、王阳明、朱熹，甚至是当代新儒学八大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先秦诸子，没有从思想史整体的角度来重估中国本土哲学的管理价值。那么，忽视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对儒学体系的改造以及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谱系而探索中国哲学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是合理和全面的吗？

　　众所周知，管理思想是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的体现，正如后文所述“新和谐公社”实验的思想家欧文，他既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是对管理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人物。任何思想形态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内篇》)。先秦诸子的学说在其后两千多年都有哲人为了顺应社会思潮而发挥和改造，以期解决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就儒学而言，董仲舒、朱熹等大儒改造发扬儒家学说，表明原始儒学的孔孟之道有必要重新诠释。既然先秦儒学尚且不能解决汉代和宋代的问题，那么它能成为当今的中国本土管理哲学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当代新儒学的八大家们对儒学未来的把握？过分强调先秦哲学而忽视后续两千年哲学史对诸子哲学演进的研究，仅仅将视野局限在先秦哲学的范围内，既无法回应历史发展的考验，做不到贯通古今；更无法探讨其与西方管理思想对比而言的当代价值，做不到融汇中西。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儒学是具有复杂渊源、巨大且持久的热门话题，被主流政治集团尊崇、压制，或被当做变革与维新的理论源泉，或被批判为守旧顽固的堡垒。围绕它展开了大量学术讼争、政治运动，推崇和排斥它的力量虽时有消长，但都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儒家哲学能够引发广泛和深刻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关心一种历史文化，而是关注它作为意识形态在塑造价值观中的作用，换言之，人们关心的是今天和未来的儒学如何[4]。当儒学社会被无情解构之后，作为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否还能继续留存呢？在儒教中国解体之后，儒学已经从制度儒学走向了生活世界①，也即由官方走向了平民。阳明心学注重生活世界的特点，正与管理学科这一注重微观组织的特点相匹配。以现代社会来说，对儒学解释最有发言权、最经受考验的，当然是当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有新理学和新心学之分，而以新心学为主流。除冯友兰属于新理学一派，其余诸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贺麟等人，无一例外是属于新心学一派，如熊十力[5]所言，“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历来被视为“正宗”的朱子则被降为“别子”。不管是寻求变法图强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还是作为当代新儒家的熊十力、贺麟、杜维明等，几乎无不推崇王学。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诸多政治人物的思想，如孙中山的行动学说、毛泽东的实践论，都受到阳明思想的影响[6]。可以说，王学在近代形成了复兴之势，它各种新兴的西方思潮不断对抗、融合，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了颇为复杂的影响。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正是阳明心学固有的践履精神向经世致用之学过渡的契机[7]。那么，从具体应用来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又对我们现有的管理学理论有着哪些价值？这正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