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事实，也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红利”正趋于消失。后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低技术模仿和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的“后发优势陷阱”，而要走出这一陷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从技术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转向技术内生供给型制度安排，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唯有如此，才能摆脱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也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关键词：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陷阱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利用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和制度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国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增长226.9倍，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236美元跃升至2017年的8812美元，增长37倍，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翻了5番以上，平均每8年就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的同等水平，其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马丁·雅克，2010）[1]。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加入WTO，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10亿美元提高至2017年的41162亿美元，增长196倍；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我国还从世界第二大外资净流入国，转变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大。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30%，2017年更是高达34.6%，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总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利用后发优势战略迅速缩短了自身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美贸易摩擦不期而遇，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暴露无遗。40年改革开放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还有哪些没有做到位？中国因循的后发优势战略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本文在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后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低技术模仿和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的“后发优势陷阱”，而要走出这一陷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实现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

　　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个文献综述

　　后发优势假说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年提出的。他指出，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先发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因此如果后发国家能够很好地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先发国家花费很长时间实现的经济增长，后发国家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而且，这两者之间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其发展进程，落后程度越大、技术差距越大的后发国家，其发展速度也就越快。其二，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避免不必要的弯路，从而实现弯道超车。[2]格申克龙并没有对后发优势进行明确界定，只是进行了相关阐述。事实上，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发展程度、技术水平的差距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层面。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199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3]他认为，后发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家更为丰富和全面；第二，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家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可以超越先发国在技术方面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第四，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先发国家，对后发国而言可以起到“榜样”的作用；第五，先发国还可以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对后发国提供帮助。阿伯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1989）提出了要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技术差距的存在；二是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技术能力,以及具备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法律等制度环境，这是实现经济追赶的内在要素；三是良好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4]日本学者南亮进（1992）认为，战后50—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源于后发优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技术差距的缩小甚至消失，其依靠引进技术实现赶超的机会日益减少，进而失去了所谓的“后发性利益”。他进而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失去动力和方向，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转变为自主创新能力。[5]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以及欧洲的硬化症与此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伯利兹(Brezis)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3）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6]即在后发国家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具备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条件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7]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产业实施跨越式发展。这实际上是克鲁格曼一直以来倡导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8]

　　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2年学者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一场争论中。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包括两个途径：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先发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因而，后发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9]2002年，杨小凯等进一步提出，经济改革只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经济转轨的双轨制[10]产生了宪政转轨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其赎买既得利益实现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因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后发优势还不如说是后发劣势。此外，杨小凯还认为，最理想的制度模式应该是英美的共和宪政制度，这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11]林毅夫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战略，从而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先发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12]。张军甚至认为，后发优势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少付代价来学习别人现成的先进制度，而且还可以不必承受制度规范对高度变化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从而在经济结构高度变化的阶段能够保持经济的活力。[13]谢作诗则对杨、林二人的争论进行了“调解”，认为后发劣势内生于后发优势，两者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发国家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这一两难冲突，其关键不在于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共和制，而在于要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推行法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