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民族国家话语的欧洲开启了后民族国家实践，当下这个时代的“现代”文化标签业已让渡于“后现代”。不知不觉间，德国竟凤凰涅槃般化身为数以百万计难民心目中的理想国。这种令人挢舌难下的华丽转身以及外在的视角，是否足以在实践意义上成为阿多诺命题的反证？

　　1949年，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和社会》一文中提出“奥斯威辛之后作诗是野蛮的”著名命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阿多诺命题的挑战性和挑衅性不仅仅在于就纳粹屠犹的具体历史事件作出了伦理和道德判断，更在于质疑德国、乃至欧洲和西方知识界的反思能力：究竟应该在何种普遍的意义上思考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矛盾性？不过，阿多诺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这一命题无形间宣告了德意志人对于自己的国家以及孕育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再也无法构建某种自然而积极的情感，“爱国主义”更是成为德语中的“非词”和知识界的深水区，鲜有人主动涉足。德意志文化和国家认同的丧钟，居然宿命般地由一位犹太学者诗性地敲响。

　　然而作为亲历历史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毕竟逐渐远去，呈现为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和社会的记忆文化。告别了民族国家话语的欧洲开启了后民族国家实践，当下这个时代的“现代”文化标签业已让渡于“后现代”。不知不觉间，德国竟凤凰涅槃般化身为数以百万计难民心目中的理想国。这种令人挢舌难下的华丽转身以及外在的视角，是否足以在实践意义上成为阿多诺命题的反证？当下的移民形势与德国的历史经验相叠加，使得尤其围绕着穆斯林移民和所谓“真正的德国人”的边际产生了张力：究竟什么是德意志性？德国人可不可以是爱国者？什么样的德国是值得热爱的？

　　近年来活跃于德国公共领域的伊朗裔知识分子纳维德·凯尔玛尼（Navid Kermani，生于1967年）返回德意志文化本身寻找答案，为我们重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卡夫卡和启蒙运动的文学旗手莱辛。在有关自身与所处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凯尔玛尼无疑被赋予了“文明的纠缠”和认同的困惑：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家庭背景和德国成长与社会化经验的组合典型地体现了当下德国社会围绕文化认同产生的群体性焦虑。

　　自我认同话语的构建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德国社会也不可能例外。在近年来所谓“主导文化”的讨论中，凯尔玛尼企图通过重读卡夫卡来追问德语文学的德意志性。

　　“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课。” 这是卡夫卡1914年8月2日的日记。卡夫卡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然而这种把德国、乃至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微不足道的个人生活并置的做法，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落差和冷峻所造就的间离效果，体现出德国之于卡夫卡的真正意义，亦即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