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原本是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制度性安排的产物。从国际贸易组织（ITO）到关贸总协定（GATT），再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化的国际贸易体制的演进已逾60年。隐含在WTO体制中的二元结构体系正逐渐被揭开面纱。

　　WTO体制中的二元结构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从规则制定的角度审视，它经历了由“权力（实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嬗变；第二，从成员组成结构来看，它展现了由“大国主导”到“成员共治（共识）”的局面形成。

　　二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主要是由“英国治下”的贸易同盟主宰，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速了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成员共同体与新兴国家美国之间的世界贸易主导权的斗争。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最终是权力（或实力）运行的结果。机制化的国际贸易组织——WTO成立后，打破了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体制，使其逐渐向着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发展和演进。特别是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产生，从根本上将WTO成员间的贸易纠纷纳入到了规则体制之中，破解了单边主义和权力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直接伤害，同时也将以WTO为代表的国际法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WTO在规则的形成上采取的是“成员共治（共识）”做法。所有WTO的贸易规则都建立在成员共同参与的谈判和磋商基础之上。这种“成员共治（共识）”又从根本上遏制了强权和大国对国际贸易体制的把控，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弱国、小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WTO体制的参与。“成员共治（共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表现为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两类利益群体的斗争。这种成员间的结构性差异对WTO规则导向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WTO体制坚持规则导向和成员共治（共识），但大国主导的惯性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仍不可小视。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WTO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健康发展。如何审慎对待“成员共治（共识）”与“规则导向”，协调好两类利益群体的矛盾与权益，已经成为能否全面推动WTO新一轮多边谈判“多哈发展回合”的关键所在。世贸组织正经历着自其诞生以来最大的考验与煎熬，全球都在关注WTO，期待着解决久拖不决的各项议题，为正处于低迷中的世界经济发展寻求到一线生机。回顾WTO走过的20年历史，中国应该更加有所为！

　　徐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