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前后，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批判和深刻反思，“封建”和“文言”是两个主要箭垛。在这个过程中，率先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胡适，在学术层面极力抨击文言作品，甚至一度将自己从小就爱不释手的《聊斋志异》等精品小说都“弃之不顾”。但时过境迁，胡适仍然放不下他的兴趣和爱好，又投入很大精力研究蒲松龄及《聊斋志异》，这种“不协调”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胡适个人的学术选择息息相关。公允地说，崇尚实证和考据的胡适对当时正处于研究发轫期的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研究贡献：辨伪与注释

　　胡适考订了蒲松龄的生卒年。胡适在罗尔纲工作的基础上，很快就写成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一文，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聊斋全集》中《降辰哭母》诗之“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苦。尔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诸句，考得蒲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又据清代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蒲松龄“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考知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当时最流行的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则不辨传抄之误，误作享年“八十有六”。对于蒲松龄研究而言，这个辨伪实在是意义重大，因为之前就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曾误信石印本《聊斋全集》“八十有六”之说，胡适辨伪之后才得订正。

　　胡适、罗尔纲师徒通过新编《聊斋全集》稽考和抄存了许多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这部《全集》分为八个部分。其中，“三种目录对照表”将清华本、马本及石印本的目录一一进行对照核实，为胡适考订蒲松龄的生卒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胡适在《聊斋志异》的版本考证、作品注释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1945年，胡适作《记但明伦道光壬寅（1842）刻的〈聊斋志异新评〉》，梳理了青柯亭刻本和但明伦评本中的序跋、例言及其中的有关史料，初步考证了《聊斋志异》的底本、刻本、评注本之间的衍生关系，略及后来的石印本、“商务铅印本”。

　　胡适从“历史的文学观”出发，基本肯定了《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钱玄同等人全力否定《聊斋志异》等文言作品，甚至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寄胡适之》）。针对钱玄同的说法，胡适略显折中，如他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就明确指出：“《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以文法论之，尚不得谓之‘全篇不通’，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耳。”在《论短篇小说》中又说，“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说……比较看来，还该把《聊斋志异》来代表这两朝的文言小说”，胡适同时认为，“《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在《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中更说：“我们看了这些著作书目，读过今日还保存着的各种遗著，不能不承认这一位穷老秀才真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新旧文学作家了。”这个评价在基本层面上可以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相关评述相对应。

　　治学态度：重史而轻文

　　胡适对蒲松龄的态度和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并不协调，尤其是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存在刻意保留和贬低的倾向，究其缘由，既有西学东渐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与胡适过于以考据为本、重史轻文的治学态度息息相关。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鼓吹白话文的主将之一，以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将一体二式的“文言”和“白话”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文言是死的文字，在推崇《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的同时，对《聊斋志异》、《虞初新志》等文言小说持轻视态度。他一方面认可《聊斋志异》在明清文言小说史上的代表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因“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而大为惋惜。相对而言，他对蒲松龄的生平和除《聊斋志异》之外的其他作品的研究可谓尽心尽力，但无论是与罗尔纲合作新编《聊斋全集》，还是考订蒲松龄的生卒年，都主要是在为证明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即蒲松龄而做准备。也正是基于这个“大胆的假设”，他才称蒲松龄为“十七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新旧文学家”，最终着眼点是蒲松龄文言作品之外的通俗作品。因此，文言而又典故繁多的《聊斋志异》在胡适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只好尽量地“视而不见”，仅在文言小说的范围内简单肯定其价值和地位后，就基本将之“悬置”起来。

　　胡适坚持以科学的“方法”统摄人文学科，其研究的重心始终在考证和史料发掘方面，而一般不做文学、美学的赏鉴，与此相关，他对传统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就主要基于其是否具有写实的性质和保存社会史料的功能。就蒲松龄和《聊斋全集》、《聊斋志异》而言，胡适所有与之相关的论文和札记无一不以考证为主，如《辨伪举例》和《〈醒世姻缘传〉考证》等。胡适将前者自诩为“此文最可作初学考证者的教科书读”，对后者则自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胡适对蒲松龄的推崇也并非因其文学才能的出类拔萃，而是因其“作品”的社会性和写实性。他大胆地假设西周生为蒲松龄，最终是要阐明“《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他和罗尔纲新编《聊斋全集》，他作《辨伪举例》、《〈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基于《醒世姻缘传》具有所谓的“史实”性质。胡适在研究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忽略其艺术的魅力，难免有失偏颇，这也是导致他长期“悬置”《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适在“以文征史”的同时，比较排斥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胡适提倡写实文学，主张文学应该贴近现实生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所谓“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的抨击也理出必然，但是他在评价古代作品时却经常“以今衡古”，又一贯以“方法”、“考据”为本，忽略浪漫主义作品背后的社会、历史、人性的价值，结果往往导致做出的评判有失偏颇。如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他说“一部《聊斋志异》里，说鬼谈狐，说仙谈佛，无非是要证明业报为实有，佛力为无边而已”；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讥《聊斋志异》“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相对而言，鲁迅则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聊斋志异》为同类书中艺术性最高者，同时能够反映社会现实，认为其“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评价就比较科学全面、客观公允。

　　胡适既通过严谨的考据，确定了蒲松龄的生卒年，考订了其部分诗文词作品及其他相关史料，肯定了《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史上的价值，同时又因其过于以考据为本、以文征史，排斥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浪漫主义色彩，忽略了对《聊斋志异》艺术价值的深入探析，导致其评判往往失之偏颇。不过，总体上看，胡适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有关研究，能开风气之先，激发了学界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研究兴趣，从“蒲学”发展的角度看，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