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盛行于春秋中期之前。这种制度按照血缘关系区分宗族内部的尊卑亲疏、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成为调和各种利益关系、维持统治者世袭罔替、压榨下层人民的工具。这样一来，统治者垄断了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出现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师和著述等现象。至春秋末期，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较为先进的农具如耒、耜等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王室式微、诸侯间战争频仍、大国对小国蚕食的加剧，促使政治形势变化，犹如“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情况增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于是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主。战争的加剧促使贵族“下流”与庶人“上流”，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士。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文学的繁荣和演进有着积极的推助作用。

　　士阶层

　　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

　　关于“士”的起源，学者多追溯到甲骨文、金文时代的“多士”、“庶士”。根据《说文解字》及段注、《白虎通》，士为事，由此引申出能做事的人。杨树达认为，士当指能为官府做事的人。（《积微居小学述林》）而能为官府做事的人要么靠勇力（武官），要么有知识（文官），或二者兼备。顾颉刚等学者认为，文士是由武士蜕化而来，有一定的道理。（《武士与文士之蜕化》）最初的士需依附于官府，要么为帝王师，要么为其臣，充当统治阶级的智囊和助手。而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乱给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催生了大批士人的出现和士阶层的独立。于是，文士就变为了文人，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

　　在春秋以前，国君、卿、大夫等贵族是文学创作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其中卿和大夫是创作主体。到了战国前期，作家群体的社会阶层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创作主体发生了变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战国前期有姓、氏、名、字、谥的作家66人，以及诸如周客、括子、无害子、豫让、缠子、魏人等佚名作家，凡72人。其中，周王1人、国君8人、卿2人、士58人、平民3人。对比可知，春秋末期到战国前期，士逐渐代替卿、大夫等创作群体，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成为文化缔造与传承的主体。

　　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

　　诸侯之间的混战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尊尊、亲亲体制，当血缘与政治相结合的模式不能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时，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模式。而士也在寻良木而栖，于是二者就有了契合点，形成了一种知识与政治相结合的“新型人际关系”。这在《孟子·万章下》和《战国策·燕策》中均有描述，士人中德识均为楷模的长者被君主尊为师，其次为友，再次是臣。师、友可以不封官，而臣要加爵。于是，士人参与到政治管理之中，可以“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用自己的知识去解决列国间的战争，把知识运用到政治之中。

　　士人干谒君主多以书面语言的形式，或者与之相关的活动被记录下来，而形成大量的“政治文书”。如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智、韩、魏三军围攻赵之晋阳，赵襄子准备弃城受降，其谋臣张孟谈引古语进行劝谏。襄子听从张的建议，使赵氏政权免受灭顶之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以文学的笔法记载在《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等典籍中，成为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

　　墨子关心民生，倡导兼爱和非攻，一生曾多次游楚、齐、鲁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事迹多被保留在《墨子》、《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典籍中。如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墨子居鲁时，鲁君为摆脱强齐的攻伐而拜谒墨子。墨子告诫鲁君要喜爱忠诚之人，实行仁义，遍礼四邻，这样可以挽救鲁国危亡的局势。而后，墨子求见齐将项子牛，列举吴伐越、讨楚、攻齐、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从而兼并晋三家领土，但终因战争使国库亏空、民不聊生而落得国家灭亡、自己惨遭杀戮的可悲结局，以此劝诫项子牛停止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