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市场主体‘走出去’：机遇、路径与风险”研讨会现场（本网记者查建国/摄）

　　中国目前已经是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资本输出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兴未艾。7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市场主体‘走出去’：机遇、路径与风险”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交流。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出席会议并致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桂龙主持会议开幕式。来自上海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作专题发言，同济大学文科处处长陈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唐忆文先后主持交流发言阶段。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士良、上海佩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峻、上海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挽霞、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等在讨论阶段进行交流。

　　为“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认为，政府在引导“一带一路”市场主体“走出去”方面，不仅需要构筑全过程的综合服务监管体系，完善产业导向和国别的指导政策，而且应设立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企业境外投资，在金融方面构建开放程度更高的金融服务平台，打造面向“一带一路”为主的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以及具有国际水准的法律服务、信息咨询、决策咨询和保险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表示，上海自贸区要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其中的核心环节就是构建国际金融链接端，为“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提供国际融资服务。对此他提出建议，可以采取设计并实施流入侧机制，建立“一带一路”跨境主权投资资金，在自贸区发行“一带一路”专用建设债券等措施。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体现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国际责任感。其背后蕴含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从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而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路径支撑，首先需要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其次需要在贸易价值链中实体竞争力的提升，此外还需要柔性的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

　　开发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科学学院副院长腾堂伟通过研究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合作中，中国不同区域企业的主要合作国家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开发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他认为，以开发区“走出去”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国集群网络，有着广阔的经贸合作和开发空间，同时还应注意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板块，协调好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开发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韩传峰认为，“一带一路”市场主体走出去，旨在盘活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其表征就是提供区域治理的公共产品。上海在“一带一路”市场主体走出去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需要加快新兴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带动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此外建设规划和政策的长效性也是市场主体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处处长周阳从海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角度进行阐述时表示，海关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主管机构，同时也是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而言，首先深化海关的国际合作，推动与沿线国家在通关政策、标准、程序上的全面对接，实现政策沟通。其次，加快通关和口岸的改革，促进跨境骨干通道货畅其流，推动设施连同。第三，优化海关的监管、服务，支持沿线国家的发展产业对接，促进贸易畅通。在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海关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注意教育输出

　　上海市商务委综合处处长盛弘彦表示，上海市政府积极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提供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引导上海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搭建平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上海市政府还将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四梁八柱，未来计划以金融开放为核心，搭建要素自由流通的大平台。促进资金、要素的集聚和流动，实现市场的深度融合，增强桥头堡的功能。以基础设施为重点，打造互联互通的通道。聚焦关键项目，推进公共铁路、港口、油气到合作。以人文交流和人才培训为纽带，建立多城市的合作机制，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开辟更多的合作渠道。以跨国公司的合作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兼容和相互促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韩汉君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管理问题，他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和企业市场主体的金融风险，尤其应当关注企业的信用风险问题。在合作对象选择上，中资企业或金融机构应当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相对较稳定、信息较透明、比较受到媒体关注，较遵守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按照法律作出相应处理。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企业效益较好，这有利于风险管理，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在整体控制和管理金融风险方面有着充分的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黄复兴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注意教育输出，以各种方式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学子到中国接受教育，这对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沟通交流而言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同时市场主体走出去可以与沿线国家当地有实力的华侨合作，有助于降低风险，实现更加稳定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宝贵机遇

　　WTO事务咨询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张磊认为，以当前交通运输成本计算，海运成本最低，这对包含大量内陆国家且基础设施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而言是个巨大挑战，也是机遇。

　　同济大学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仇华飞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方案，因此应当将其上升到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推进贸易一体化，也有助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能合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通运输合作，通过金融一体化形成能源金融形态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包晓雯认为，企业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市场主体，“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机制创新。不仅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战略动态，协调不同相关方的战略需求，而且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引导企业有序重点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查建国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