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治理研究的两个最新的理论模型，一是周雪光教授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模型。根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强还是弱，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紧密还是松散，得出了一些关于社会治理的模式，如果用这些社会治理的模式看当今中国，就显得非常复杂，在某些社会领域是组织化动员，某些领域，比如说网络上，又体现在非组织化动员模式。二是日裔美籍福山教授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模式：（1）关于治理的质量和政府的自主性之间存在一个曲线关系，当政府的自主性提高后，治理的质量也会提高，但是到达一定拐点时，就只会导致治理质量下降。（2）治理质量还取决于政府能力，政府能力越强，治理质量就越高。（3）改革方向。比如说美国，美国的政府能力很高，但是政府的自主性非常低，应该提高政府的自主性。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自主性过强，所以将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降低政府的自主性。

　　不管是周雪光还是福山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模型，理论需要检验，需要发展，也需要应用，需要数据分析验证。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化的框架，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公共财政、政府购买、税收、公共管理与服务和公共信息，每个方面又贯穿了透明、问责和参与这三个核心要素。

　　当前我们国家治理研究的现状，均是理论、规范和应然方面的研究，而实证研究不够，社会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工作更是不足。结合城市社会治理实际案例，我们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是上海市基层社区治理。我们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上海市的四个居委会搜集了一系列资料，通过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再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非常有意思的规律。（1）紫荆居委会。党员的比例是四个社区中最高的，而且居民自觉参与度非常高，这个社区的治理特色是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活动均非常好。（2）古龙三村居委会。特色是老年人口比例最低，知识青年所占比例高，表现为文体团队最活跃，这就反映出白领自治的特征。（3）黄浦新苑居委会。居民代表和文体成员里面有行政级别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个行政级别指的是退休之前在单位没有行政级别，而退休后却充当了基层领袖的角色，具有“长老制”的特色。（4）华一居委会。老年人比重最高，达到了36%，且有低保户，治理特色就是以群众服务为主。可以说，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方法，才能达到有效的社区治理。二是广东省外来人口社区治理。（1）深圳外来人口的分布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区以外，有利于在工业区工作；（2）香港外来人口的分布大部分集中在关口地带，有利于跨境的一些活动。

　　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关于主观幸福的研究。（1）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提高这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感，但如果这个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同时又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2）个人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较高，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较低。

　　城市社会治理与社会数据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政府的数据服务。政府是社会数据最大的生产者和提供方，首先要做数据采集的工作，包括各部门的数据采集和跨部门的数据整合，这本身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体现。其次，要提高向社会公众、学术研究开放的广度与力度，只有更多的人接受这个数据，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个数据的价值。第二，学术成果的转化。社会数据分析的繁荣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成果，但是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规律性、专业性，这个时候学术成果的转化就非常重要，大量的学术成果需要相互印证、系统比较和整体消化，再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在政府等实务部门面前。专业化智库可以担当学术成果转化的重任，发挥桥梁作用。第三，社会各界的协同。社会数据的多方收集、整合与分析模式，借助社会数据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各界多方协同模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李骏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