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延边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力学学会会员，《力学与实践》副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5部，获专利9项，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一百多年来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以专业学习为核心的专业教育模式不同，通识教育是对现代大学学科分工太细、知识割裂严重等问题进行反思和改进的结果。近年来，上海大学在通识教育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就此对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进行了采访。

　　笔者：我们了解到，通识教育是上海大学改革的一大特色，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我国，高校实行通识教育的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叶志明：通识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不同知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等的融会贯通能力，最终培养出具有创造精神和健全人格的人。

　　近年来，中国不少高校都开展了通识教育，这些教育不是简单地照搬欧美教育模式，而是确确实实地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弊端所进行的。在中国开展通识教育，首先是为应对20世纪50年代起院系调整、高校专科化带来的问题。专科化教育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以培养“专门家”、“工程师”、“技术员”作为目标，使专业之间严重割离；二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被取消，高校中人文学科的课程大幅度减少。许多专业除了规定的政治类课程外，几乎没有人文类课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进行了高校合并，使教育教学资源得到了整合，教学观念实现了更新，但专业教育仍有很大市场，这使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此外，1998年以来，高校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不断增强。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为570万，录取率约为4.8%；而到2013年，高考报考人数达915万人，录取率为75%。然而，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1050万之后，已开始了另一个趋势——生源危机，而生源危机会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更加严重。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极端，一方面使生源质量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师资和后勤资源等日趋紧张，也给教育投入、资源调配带来压力，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原有知识的使用寿命大为减少，大学阶段只能获取人生中所需知识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不管学校和学生如何努力，四年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训练很难让学生终身受益。甚至比较极端的事实是，大学课堂里教的许多知识，还没等学生毕业就已经过时了。这在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不能再抱着以前专科化教育的想法，以为学生掌握了某项技能，就可以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相比之下，如果课堂教学能让学生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可能比直接告诉学生结果更加有效，学生学会举一反三的本领将受益终身。因此，我认为，好的课程教学设计理念是：把教的创造性留给教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只有激活课程内容，并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感悟和实践，才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变为智慧，才会更有创造力。

　　笔者：上海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具备了怎样的条件？

　　叶志明：上海大学的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自2010年正式启动，这与我校的自身条件、传统以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关。

　　首先，上海大学经过长期建设，形成了文理均衡的综合性大学格局，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等发展迅速，这使上海大学推进通识教育具有较高的起点。

　　其次，上海大学自1994年组建以来，在办学各个环节中贯彻了钱伟长教育思想，“拆除四堵墙”、实行“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并以我校“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为戒，无论是观念上还是体制机制上，都渗透并体现了“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新人”的通识教育理念。通过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使得学生有机会发现自己在哪方面有突出的才能，这在传统的专业教育里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此，在上海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最后，早在2011年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之前，素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上海大学已在局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如从1997年开设基础教学强化班，到2007年升格为自强学院，2011年更名为钱伟长学院，该学院在培养机制上构建了数理基础、科学工具、人文学科和实践四大教育平台。在两年通识教育基础上，实现自主选择专业、本硕连读联合培养以及一对一因材施教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上海大学发展的历程为我们进一步开展通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