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推进;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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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的西方法兰克时代研究与国际学界存在较大差距,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承担了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与研究”,随着课题的进展,将有力推动我国学界对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日前记者采访了课题组,就其研究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6日进行了介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朱君杙博士承担了这一重大项目的子课题“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近日记者就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重要研究内容、研究计划等对朱君杙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朱君杙博士,您好!谢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请问“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这一课题要探讨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朱君杙:根据课题总体设计,我承担的子课题将以“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国内西方史学史的教材对于西方中世纪史学的论述,大多存在一种负面的评价倾向,并把中世纪史学看成是古典史学与近代史学两次发展高峰之间的低潮阶段。我认为,中国学界的这种负面评价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首先,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本主义思想家们从反教会、反蒙昧主义的立场出发,着力夸大西欧中世纪的黑暗面,在其眼中,中世纪就是欧洲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灾难时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不可能有何值得称道的史学成就。其次,中国有关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时间不长,再加上语言、资料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对法兰克时代的史料文献接触较少,认识模糊,译介不足,故而,国内学术界有关西方中世纪史学的理论观点并不是在系统阅读和研析当时各种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是直接吸收西方或苏联学界已有学术理论观点得来的。故而存在着研究自主性的极度缺乏,观点陈旧,与历史本真状态严重不符等致命缺欠。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与国际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学术条件。自20世纪以降,西方学界的中世纪史研究一直在反思和创新中不断前进,“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的说法早已沦为了陈旧的旧史观。故而,对于中世纪史学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势在必行,而这种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又必须建立在系统、全面了解和把握西方中世纪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西方中世纪原始史料文献的深入研究之上。由于法兰克时代在西欧中世纪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此期间,一个独具特色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基本形成,实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由于受到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也较为丰富。
中国社会科学网:“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有哪些重点研究内容?
朱君杙:简要而言,我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兰克时代史学编纂事业的发展概况。
如果我们使用波幅变化来表示法兰克时代史学编纂事业的兴衰凋敝,那么这一波幅将经历从波谷至波峰再至波谷的跌宕起伏的变化。法兰克时代之初史学类型单一、数量稀少,内容简练,后经“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史学类型开始走向多样化,内容也渐渐翔实,但9世纪后期,法兰克-加洛林帝国解体、外族入侵等一系列变故结束了“加洛林文艺复兴”,史学再次走向了类型单一、数量稀少,内容简陋的老路。我们将探究法兰克时代史学编纂事业兴衰凋敝的历史动因,并力求全面展示法兰克时代史学编纂事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法兰克时代各种史学体裁的缘起及流变。
史学体裁乃史书的结构组织形式,法兰克时代的史学体裁类型繁多,既继承了早期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编年史体裁,又产生了新的年代记、历代主教和历代住持传体裁,同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甚为流行,基督教史学兴起后,日渐凋零的世俗帝王、贵族传记、政治见闻录、政治学说史等多种体裁形式也重新复活。我们将分设专门的章节细述各种史学体裁的缘起及流变,力求从形式入手探究法兰克时代史学的各种特点。
第三,法兰克史学与世俗政权的双边互动关系。
绝大多数法兰克史家系神职出身,但许多史学编纂并非由教会亲主其事,乃是由以丕平-加洛林家族为领袖的世俗政权赞助而成。而且法兰克时代也出现了有组织的、带有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这种史学编纂现象在以私家史学编纂为主导的西方史坛尚不多见,其形成原因、特点及意义不容忽视。此外,从文本内容来看,法兰克时代诸多史作皆秉持某种强烈而又明确的政治立场,其与世俗政权“倾向与赞助”的双边互动关系尚且有待深入探察。我们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四,法兰克史学与法兰克人的地域文化认同。
法兰克时代上承古代社会之末,下启中世纪社会之始,是一个为未来社会奠定基础的充满创造力的独特转型期,在此期间,以环地中海为地域空间的古典文明渐渐裂变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三个不同的地域文明。深处文明裂变之中的法兰克史家,对这种新旧文明裂变生成的交替变化已有着切身的体认,他们在自己的史册中记载了这种文明变化,其中,“欧洲”、“罗马”是代表新旧两个不同文明的认同符号,我们将从文本出发,力求探究法兰克史家地域文化认同之嬗变。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简要介绍下你们的研究思路,将主要采用什么研究方法?
朱君杙:我们的研究虽然以法兰克时代的历史编纂学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史学活动究其实质,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其性质、发展程度都要受到当时社会“大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且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所以本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对于历史编纂学这一单一领域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也将对法兰克时代的历史基本脉络以及法兰克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特别是当时的文化状况对于法兰克史学的影响加以阐述和说明。
为了更为鲜明地说明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和特点,我们还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从纵向的角度,对古典史学与法兰克时代的史学加以比较,也从横向的角度,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史学与法兰克时代的史学加以比较。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准确,同时又力求尽可能地靠近原始文献,我及其团队将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工具,以英译原始文献作为主要文献史料,同时参考拉丁文原始文献,注重拉丁语在文献史料使用上的互校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加洛林时代的史学成就,您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深入的梳理研究,请介绍下您研究后得出的主要观点?
朱君杙:在读博期间,我以撰写博士论文《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探微》为契机,通过梳理加洛林时代原始文献并多方吸收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对于法兰克时代史学编纂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一系列建立在新材料、新视野基础之上的新的学术观点,如“史学是一种保存历史记忆的形式,文字和书写材料是保存历史记忆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和载体,文字运用状况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史学的发展程度,书写材料的质地则决定了史学的保存状况,对史学的发展影响至大。”
同时,针对国内学术界既有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世纪西欧史学时,往往强调基督教会与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于王/皇室和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则估计不足,这种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世纪西欧的史学完全受教会控制。二是认为中世纪西欧的史学仅仅是一个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并不依附于世俗统治权力。
我以加洛林王朝的史学编纂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加洛林王朝的史学编纂存在一种多元复杂的格局形态,尽管大多数的史家出身教界,但教会并未完全垄断其事,王/皇室、私人、主教区、修道院皆参与其中,且诸多历史文献的立场也并未疏远世俗政权,相反,由于在加洛林王朝早期,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牢牢控制教会的缘故,许多神职史家皆为世俗政权效力,其史著也存在着明显维护世俗政权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承担该课题之前,您在该领域已经做了哪些学术工作?
朱君杙:我2010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读博期间,以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为主要研究对象,撰写了一篇题为《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探微》的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及答辩专家均一致给予好评。
我还完成了一项与本子课题内容相关的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探析”(11SSXT116),现已结项。并在《古代文明》、《史学集刊》、《中南大学学报》、《历史教学》、《社会科学战线》等CSSCI级别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和《加洛林历史文献政治倾向性之蠡测》《多重身份、多种职责的‘牧羊人’——论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教区教士的多重社会职责》(第二作者)《1688-1834年英国堂区教士富裕程度分析》(第二作者)等六篇学术论文。其中发表于《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的文章《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K5《世界史》2013年第7期全文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介绍下您的研究计划,主要预期成果是什么?
朱君杙: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探微》时做了许多学术工作,所以对于本项研究而言,我们无论在资料搜集,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现在我们将在已有基础之上,寻找差距,弥补不足,开展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预计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一部学术专著《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
我还将与其他子课题负责人合作共同出版一部论文集《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探究》,每位子课题负责人根据其所负责子课题的专题内容,撰写若干篇学术论文,最后由首席专家统筹主编,我将负责撰写其中的若干篇学术论文。
为了增进对法兰克史学成就的认知,根据课题总分工,我在撰写《法兰克时代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同时,还将同步进行《虔诚者路易传》的汉译工作,预计将于2018年中期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网:谢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专访。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