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既有其重大贡献的一面，又有其调整不足的一面。该法首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营利—非营利”的法人区分标准，确立了商事/商法的核心范畴，这是《民法总则》对商法的最大贡献。此种分类考量了我国法人制度的现状，凸显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之需求，是较“社团—财团”二分法传统模式更为科学和先进的法人分类方法。但《民法总则》欠缺关于“公法人—私法人”的元分类，也未将“营利—非营利”区分模式贯彻到底，尤其是“非法人组织”并未完全贯彻该逻辑，“特别法人”也未顺理成章地采取“中间法人”路线，仍有体系/逻辑优化之可能。在法人规范构造上，《民法总则》采取了“复印公司法”的规范构造技术。这种直接将已有规范上升为“总则”的复制术，未能充分注意到营利法人内部的多样性，以及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间的差异，是法律手术刀的滥用。此外，《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调整之最大不足在于其未能通过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法定代表人责任及外部代理行为的有效调整，建立起科学的法人行为责任机制，不利于稳定商事交易的基本预期。

　　【关 键 词】民法总则；法人；营利；商事；规范

　　【作者简介】蒋大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点击：阅读原文《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