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从人类历史上看，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从事实占有到法律所有的转变。占有，在原初意义上只是通过其物理能力实现的对于财产的直接控制，以排斥他人的夺取。而所有则是他人对于其占有财产的事实上的同意或承认。劳动所得也以他人的同意和承认为前提。所有正是因为包含了这种同意或承认的共识性因素而具有了正当性，从而与纯粹物理占有的这一事实性概念构成了异质性差异。占有与所有尽管在本质上存在异质，但两者仍然具有内在的联系，并因为这种联系而经常发生冲突。国内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就是占有与所有之争的反映，而我国目前人际关系的紧张性其实也是占有与所有之争白热化的产物。

　　【中文关键字】社会关系；占有；所有；劳动；共识

　　【全文】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动物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是主客体，还是主体际，这究竟是由何种因素所导致？对此，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且也已经提出了许多相当合理的理论解释。我以为，从对财产关系的占有与所有的两种类型的法理学解读中，也许可以获得另一种新的诠释，并且相信这样一种诠释对于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关系，以及我国目前的一些现实问题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从占有到所有的历史演化

　　人类社会之初是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从历史上看，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从事实上的占有到法律上的所有的转变过程。{1}（P122）人类财产制度形成之前，人类关于财产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很难得知，但可以从《圣经》中获得一些启示。根据《圣经》创世纪篇的记载，上帝在造人之前已经为人类准备了一切财产：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的一切昆虫。上帝造好亚当和夏娃之后，将这一切交给他们修理和看守。从这一经文的叙述来看，人类原初并没有你我之分的所谓的财产制度。上帝只是一般地赋予人类以财产。因而根据自然法，人类也就一般地共享上帝所赋予的一切财产。即：人类之初，公有是人类原初的一般存在状态。在这种公有状态下，人们通过占有的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使用。

　　原初状态，人类通过占有的方式实现对于资源的使用之所以可能，其原因乃是因为当时人口数量并不多，其中任何一个人对于自然资源的占有都不会对他人构成实质性的妨碍，因为自然界丰富的资源足以保证他人之所需。或者说，一个人直接从自然界占有，远比夺取别人的占有要容易与便利得多。因此，原初状态的关于财产的公有并非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未遭受人类占有欲望挑战时的状态。显然，原初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的丰裕性，保证了公有与占有之间和谐状态的实现。

　　不过，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资源的紧张性就开始出现。这首先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随着人口的增长，公有的理想状态因为占有压力的不断增大而不可能持续。因为，当自然资源开始出现短缺时，一个人的先占必将导致他人对于资源占有的减少。于是，为了生存，夺取他人先行占有的资源的欲望和动力开始增加。这种欲望的增加在从他人占有中夺取比从自然界获取变得容易时，占有防卫与占有争夺之间的较量就开始出现。于是，公有与占有和谐的临界点就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为资源的紧张性而导致的争夺，在人类历史早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普遍现象一直持续到财产所有观念的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地域性国家的出现。由于自然资源依附于土地，因此对于资源的占有首先就表现为对于领地的占有。划地为界是动物界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大概是动物本能的反映。正如学者所言，“动物们天生就知道划分自己的领地，并通过威胁的姿态甚至身体攻击对其加以保护。这种动物领地就是将原先的公共物品宣布为私人所有……获得与占有是一种出现在道德以前的进化本能”。{2}（P166）动物王国中的领地自然史是人类财产史的第一章。[1]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动物历史的延续罢了。地域性国家就是人类争夺自然资源而划地为界的产物。

　　人类财产所有的观念究竟何以形成？心理学上的禀赋效应的理论对此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在心理学上，禀赋效应是指“为了捍卫自己已有的东西，我们愿意付出的资源和精力多于去夺取别人东西的投人。就比方说狗吧，较之跟其他狗抢骨头，狗宁肯在保护自家骨头上花更多的精力。所有权的禀赋效应跟厌恶损失存在显而易见的直接联系，避免损失之痛带给我们的动力，比追求收益之喜强两倍。在进化的设计下，人们更在乎已经拥有的，对有可能拥有的东西反而不那么上心。这一进化道德情绪是私有财产概念的基石。”{2}（P166）因为人类强烈的禀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他人夺取的野心，进而迫使他人采用合作的策略，不得已而承认其已经先占的事实，此为占有转化为所有提供了可能。因此，正是这样一种禀赋效应，才催生了财产所有观念的产生，并进而将之演变成现代财产所有的一项基本制度。

　　不过，禀赋效应之所以能成为财产所有的进化动力，还是因为借助了暴力。由于禀赋效应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对于已有东西的强烈重视的心理，并视其已占有的东西为天然合理，因而不惜通过诉诸暴力或暴力威胁。将占有的资源视为天然合理，这催生了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观念，而暴力的诉诸则为其正当性提供了抗拒性的保障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禀赋效应，才激发了占有者诉诸暴力的强烈欲望，进而吓阻了或削弱了他人夺取其占有的资源的动力。而他人在其力量不足以改变对方先占事实的条件下，往往对其先占的事实选择一种默认的策略。因此，可以这样说，彼此力量的博弈之均衡导致了对于先占事实的承认。正如休谟所提出的，“关于财物占有的稳定的规则虽然是逐渐发生的，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程，通过一再经验到破坏这个规则而产生的不便，才获得效力”。{3}（P530-531）这种承认除了破坏而产生的不便的原因外，还可能包含了试图换取对方对于自己占有或将来占有的一种承认的合作计算。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承认，其结果则强化了财产先占的天然合理性，并因这种合理性而生长出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观念。这种正当性观念就成为所有与占有的一个重要区别。从此，所有对抗他人夺取的力量就不再像占有那样只能依靠暴力，还可诉诸于一种相互承认的公众观念。而这个相互分享的观念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共识，并因共识面的不断扩大，其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而不断加强。

　　在人类财产关系史上，货币的出现就与这种关于财产所有的共识面的不断扩大息息相关。因为，货币的出现导致了占有与占有对象的分离。这种分离因为极大地省去了人们物理占有的麻烦而巩固了财产所有的便利，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于财产采取物理占有的动机，并进而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占有财产而对于体能与暴力的依赖心理。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时，原本那些并不喜欢货币的人由于感到了交易的不便，而不得已也加入到了使用货币的行列中来。于是，货币的占有而拥有对于未来财产所有的观念就迅速地普及开来，并随着人们这样一种共识面的不断扩大，而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关于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观念。

　　不过，如果认为财产所有仅凭正当性的观念就可以持有的话，那就十分天真了。因为，在没有形成对个体有效约束的情形下，关于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观念的共识并不牢靠。一旦在遇到资源的极度匾乏时，或者在双方力量的平衡被打破时，对方先前的许诺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力量所瓦解。原本在对方看来是所有，倾刻间又被视为一种暂时的占有。因此，必须有外在的一种力量才能保证财产所有的稳定性，以最大程度地抑制任何人破坏正当性共识的企图。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外部力量。原初社会，由于资源的占有导致了人与人关系争夺资源的冲突。而由于资源占有依赖的是实力，于是人们为增加自身占有资源和夺取资源的实力，暴力开始被组织和被垄断，于是政治性的国家（与地域性国家的概念不同）也因暴力的集中而产生。正如韦伯所认为的，所谓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它独揽暴力，对于一定领域内的一定居民宣称其合法性。[2]随着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原本停留在先占的正当性观念基础之上的财产所有也就有了实体力量的维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洛克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首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P77）而随着国家的产生，财产所有的正当性也就成功地转化为财产所有的合法性。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刻，财产所有的制度才真正得以确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的出现“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3]

　　从上面关于财产所有关系起源的历史来看，从财产占有到财产所有的转变，其依赖的首先是力量，其次才是人们关于财产所有的共识。只是在财产所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力量的作用逐渐退却，共识逐渐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并最终成为财产所有正当性的基础。当然，当财产所有作为一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确立后，所有也就与占有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分离。即：财产所有的正当性观念不再依赖于财产先占的时间性，或者说先占不再必须是所有的先决性条件。因而，也就可以说，财产所有更多地包含了人类的价值共识，而与纯粹的先占事实保持了距离。随着财产所有制度的历史发展，财产所有越来越不依赖于财产先占的事实，而是与人类关于财产所有的共识性观念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共识性的不同而发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