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切奋斗，必须在完整回顾与准确评价改革开放历史贡献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新时代历史方位重大转折的道路指向。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历程分别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后发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种维度上显示出伟大变革，即扩大了国家的物质财富规模，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转型，开辟了现代化模式的多元路向，融合和丰富了世界文明。

　　[关键词] 改革开放；伟大变革；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方位变迁的全新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向全面、系统、纵深推进的敏锐把握。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因此，在当前这样一个节点上，必须完整回顾与准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革，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切奋斗才能获得新时代历史方位重大转折的道路指向。

　　一、从国家崛起维度看，扩大了物质财富规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共同谱写了共和国近70年的奋斗历史，实现国家崛起是联通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主题，两个时期在对同一历史主题的具体回应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传统体制的创新性扬弃中实现了发展效率的改进，进而成就了物质财富规模的显著扩大，为国家崛起提供了雄厚基础。

　　40周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别代表了特定时段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模式偏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制度框架与物质积累构成了改革开放赖以发育的历史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城市与乡村的改造将城乡空间以公社与单位的单元形式嵌入国家的科层结构中，这种制度设计使聚集于城乡空间中的个体与资源以组织化的方式转变为党政体制的附庸部分，从而形成了经济过程与政治控制的高度重合，经济建设的展开依赖于科层结构中行政命令的层层外推。各种资源配置与改进效率的可能选项局限于央地行政性集权与分权的收放循环与运动式生产竞赛的狭隘范围内，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低效资源配置格局的固化和隐性的国家财政危机。但具有超强渗透与贯彻能力的党政体制和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完整产业体系，却构成了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利条件，能够将改革开放的节奏稳定保持在较为和缓的幅度内。

　　虽然改革开放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不同程度上具有由国家主动投入物质资源参与经济建设的特征，但改革开放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国家完全垄断与主导经济过程的管理体制，引入了扩大自由交换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机制，为国家和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增长创造了发展空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从体制控制相对薄弱之处开启的，并且以试错的方式从边缘地带向体制中心渐进展开。如城市回迁青年造成的就业压力难以在体制控制的组织边界内得到妥善消解，对日常消费品的个体经营就作为应对举措之一从国家对经济环节的严格控制中被释放出来，其迸发出的经济活力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日常消费品市场进而逐步发育起来。随着日常消费品市场的成熟与扩大，市场内蕴的逐利冲动与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使更为上游的生产链条被逐渐纳入自由交换的范围内，由此打开了耐用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流通渠道。体制与市场之间经济逻辑的矛盾集中反映到了确定商品价值的物价之上，体制定价的范围逐步向市场竞价让渡。市场机制向纵深的延伸使公有产权的改革愈益成为一个显著的议题，某些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产权以承包制或股份制的方式被引入市场流转当中。

　　改革开放还通过一场实质性的社会性分权改革，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效率低下的路径，为国家和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性分权形成了独立运作的体制领域与自我负责的个体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重新组合了体制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方式，体制与个体之间并未纯粹局限于对物质资源占有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而是真正实现了在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者所支配财富的同步增长，进而可以充分发挥体制与个体两方面的积极性，这就构成了全新的效率改进路径。一方面，市场的开放使个体的社会化途径不必局限于单一的体制领域内，可以从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获得满足个体生存的物质手段，这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而且激发了个体对改善自我生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国家可以通过对行政性经济垄断的设置与对现代税收体系的建设获得充足的财富，保持国家对经济的高投入，而集中高效的党政体制又能够使国家的高投入在低经济成本、低政治风险的条件下实现更高的产出效益。事实上，这就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管控下，形成了政府投资与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组合方式，为国家崛起创造和积累了大规模的物质资源储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汲取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实现新时代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调适，全面突出新时代的崭新历史定位。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在继续实现国家物质财富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既要改变体制内部分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完善市场运作中的体制监控，又要规范权力接近市场时的行为，防止以腐败为形式的权力与资本的非法共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直面这类问题，才能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超越当前的困境，“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