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国外左翼学者从各层面各领域对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与走向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些分析将资本主义危机归结为五个方面，即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民主危机、价值观危机、生态危机和体系危机。

　　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在的危机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英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空形式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将内部时空矛盾不断转向外部用以缓解国内矛盾的升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困境，“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而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玛丽·沃伦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的影响下失去效用。

　　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

　　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西方民主已然演变成少数人的民主、金钱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盖实质上政策对资方利益的严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远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响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治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跻身1%的少数群体。占低收入人群约70%的人，不论他们投票与否，对政治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垄断资本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使国家政权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垄断资本家得以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说，对于那些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是一项投资，“从中他们要求(并得到)回报。他们最终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强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