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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手稿。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演讲人：於可训 演讲地点：武汉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4月

　　长篇小说是一种庞大厚重的文体，其思想和艺术，都需要强大的文化支持。西方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希腊罗马神话、荷马史诗、人文思想、人道主义，以及现代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提供的思想资料和艺术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中国的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以儒佛道为中心的古代哲学，没有贯穿中国历史的“诗骚传统”“史传传统”，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间“说话”传统，包括现代的启蒙思想、革命文化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艺术支持，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出现繁荣，取得重要成就，不仅仅取决于某些外在条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内在的文化支持。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自发生之日起，就深受西方影响。西方长篇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模式，在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五六十年代，因为受战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在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浪潮中，曾有过回归民族民间传统的趋势，“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盛极一时，但自新时期以来，因为对外开放和文学革新的影响，西方模式依旧强势。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模式的影响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虽然不像中短篇那样不停顿地追逐西方“新潮”，但却同样未能跳出西方长篇小说的艺术窠臼。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作家开始有了新的觉悟。这种觉悟最先见于某些作家对八十年代的创作反省，而后发展到先锋作家的集体转向，由此也影响到一些新进作家的创作。我曾对此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虽不完全是针对长篇创作，却与长篇创作有直接的关系。近二十年来，随着长篇创作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提升和艺术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作家已开始进行一些新的文体实验，萌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追求。这种文体实验和艺术追求，总的趋势和主要特点可以用如下八个字来概括：立足本土，面向传统。以下，仅就此题略抒己见。

　　应对全球化的本土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化商品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现象，即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溃败，由此引发了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九十年代文学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忠实、张炜等作家，在这期间先后推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较早的一批长篇作品：《白鹿原》《家族》《柏慧》《九月寓言》等。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都涉及一些精神性的追求和人格理想、心灵家园的坚守问题，包括对儒家文化的重新估量。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中心主旨，所追求的精神价值，也因而成了这期间“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资源。张炜在《柏慧》和《九月寓言》等作品中所营造的“葡萄园”意象，所表达的“融入野地”的理念，更成了文学在这期间高扬“人文精神”的文化标志。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寻根”之后，“文化”成了作家创作追求的中心词一样，由上述作家在长篇创作中率先张扬的“人文精神”，此后也成了相当长一个时期长篇创作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