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卡欣

　　（1918—2000）

　　卡欣（后排左二）与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后排左三）、外交部长阿古斯沙林（第二排左二）以及两人的家人，邦加岛，1949年5月

　　卡欣（左二）与北越总理范文同（右一），河内，1971年8月13日

　　卡欣著作（从左至右）：《美国对越南的介入》《以颠覆为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印尼的隐秘溃败》《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干涉：美国是怎样卷入越南的》

　　卡欣在军队担任下士

　　卡欣向康奈尔大学校长申请了一栋废弃的房子“西街102号”作为“现代印尼计划”的办公场所

　　卡欣在河内机场，1972年9月23日

　　卡欣的学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卡欣的妻子，1983年

　　地区研究是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建构事业，是战后美国学术的一项重要成就。它影响和改变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卡欣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是东南亚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没有以卡欣为代表的第一代东南亚研究人的引领与铺垫，东南亚研究很难生发出日后的光辉。

　　二战以来，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应运而生。一批学者或是出于知识兴趣，或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切，或是在政府政策需求的推动下，进入地区研究领域。冷战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新国际局面，地区研究与美国政府政策必然发生关联、纠葛。地区研究学者成为美国学术体系中引人注目的新群体，他们致力于专业化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以各种方式介入美国对外政策和冷战政治。近些年来，在新冷战史中所谓“冷战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地区研究经常被看成是冷战知识事业的一部分，地区研究学者群体往往被说成是美国冷战国家的仆从。在美国（也在中国）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地区研究学者中也有冷战的抗拒者和批判者。

　　乔治·卡欣（George Kahin）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18年，他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卡欣本科入读哈佛大学，曾以考古和人类学进路关注拉丁美洲；后转入历史系，师从费正清，以历史学研究中国。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毕业不久的卡欣投笔从军，在战时美军的外语培训项目中接受了荷兰语和印尼语的初步训练。

　　二战结束后，卡欣利用《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的资助，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题为“印尼华人的政治地位”（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的硕士论文。1946年卡欣来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中国研究先驱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导下开始对东南亚的研究。1948到1950年间，卡欣前往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据此写成的博士论文《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成为现代印尼研究的开山之作。战后美国大学大力发展地区研究。1951年，在论文尚未发表之际，卡欣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教职。此后他毕一生心力领导康奈尔“东南亚项目”（Southeast Asia Program），使康奈尔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1960年代，卡欣被卷入了越战的大讨论，成为学界反战的领袖人物。

　　在中国，卡欣的声名似乎比不上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至今尚无卡欣的中文译著出版。但是作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构建者以及学界反越战运动的代言人，卡欣的生平事业具有丰富的知识、文化和政治内涵。他的一生可以照见冷战年代美国智识和政治生活的诸多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