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一直是中国治理改革图景中重要而且充满活力的板块。各地丰富多彩的治理实践，生动展示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复杂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绩效差异化等变化。

　　地方治理首在善政。地方不单单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场域、治理效果的展示窗口，还是关键的主体。尤其是地方党政部门，作为公共权威的代表，掌握着公共资源，是地方治理的核心，承担着引领、塑造、协调、规范各主体之间关系，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绩效的重要职责。事实证明，一个地方治理效果的好坏，固然有自然禀赋、基础条件等客观原因，但是与地方党政部门的能动性和治理能力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联系。有了善政，才能达到善治。这是古今中外治理的基本规律。古人说的“政通人和”，也是这个道理。

　　在过去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地方治理取得的成就明显，确保了国家的政令统一，实现了一方的安定发展，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集中化的治理模式，增强了整个制度的韧性和效力。

　　然而，与这些显著成效相伴生的，还有各种形式的治理缺陷和治理失效，在不同层级地方和不同部门领域时常发生，制约了地方治理的全面改进。在诸多问题中，“工程化”的治理方式值得高度警惕。

　　“工程化”治理方式

　　“工程化”的治理方式，指的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通过设计工程、安排项目来推动重点工作，解决难点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典型代表就是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出现过的年度若干工程系列。必须承认，这种治理方式并非凭空而生的，是我们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和市场经济中项目管理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能发挥制度的资源动员能力，又能把效率意识贯彻到具体工作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完成。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快速完成，或者一些难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都得益于这种治理思路。

　　正因为如此，这种思路也从最初的经济建设领域逐步泛化到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甚至成为一些地方主政者快速取得政绩的“法宝”。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经常出现两类负面影响大的项目：一种是项目大，时间长，留的窟窿大的“烂尾项目”，另一种是前期大张旗鼓，后期消无踪迹的“蛇尾项目”。不仅在经济建设领域存在，而且在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非经济领域中也存在。

　　这些“烂尾项目”“蛇尾项目”对于地方政治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加剧了“新官不理旧账”的相互推卸责任倾向以及“重起炉灶另开张”的频繁调整工作重点乃至更改地方各类规划的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更换较快，为这些倾向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这些倾向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包括执政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的浪费，而且影响着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思想稳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间，就一直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近年来，这些地方取得的发展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种理念的坚持。习近平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那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决策，要一以贯之，决不能朝令夕改，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而要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这是一种政治品格，是正确政绩观的反映，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不搞“政绩工程”，并非不要政绩，而是把一城一地、一时一事的成功置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业之中；克服治理“工程化”倾向，并非放弃效率效益标准，而是全面坚持科学民主法治协调持续的现代国家治理原则。

　　如果说治理的“工程化”倾向是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那么，经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地方治理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治理主体多样化，治理问题层出不穷，治理关系更加复杂敏感。面对着新的多样化治理问题，有必要并且极其迫切地需要调整思路，树立新的治理理念。“生态化”治理就是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