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引发了对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讨论。政治现象的出现背后往往蕴藏着经济动因，这构成个体行动的共同历史条件。当前一个历史条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其影响包括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区层面，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在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低迷而日趋严峻。由此看来，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可以分为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内经济原因

　　从国内经济层次来分析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曾做过这样的统计：2016年美国全职男性雇员的收入中位数低于42年前的水平，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额工资的全职工作也越来越难。位处收入分配底部群体的实际工资，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的水平。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60年中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但是在大规模减税政策之下，这些增长成果落到了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批人手里。其结果，从1971年以来，中产阶层失去了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多数，至2014年，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所占的比例是49.4%。反观之，0.1%的最为富有的家庭却拥有了90%的财富。这种财富格局，一方面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西方发达社会那种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为拉长的“水滴型”社会结构，少数人握有大量财富，占据了财富版图的金字塔顶。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社会多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不满精英统治，改变国家治理现状，改变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资源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呼声。

　　美国财富版图的这种转变究其根源，还在于财富的产生方式。概括来讲，资本和劳动是产生财富的两种方式。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两种财富产生方式创造财富的边界并不一样。就个体劳动者而言，大到极致每天只能劳动24小时，且不可持续，因而劳动产生财富的边界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意流动，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眠不休地产生财富。如此一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生财富方式导致了“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财富积累分化。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更增加了资本产生财富的规模，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产生更为悬殊的两极分化结构。华尔街因为精英治理的放纵而成为民众反对精英统治的最大靶子，其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客观地讲，美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非始自今日，但今天的经济环境却加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这对于任何外向型经济体而言，都以为将国内财富分配蛋糕做大的难度加剧了。由此就看到，一方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用来分配的财富增长速度严重低于了两极分化增长的速度，其结果是固有的两极分化在这个时间节点被空前放大了。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不信任精英统治，“求变”成为普通民众的第一诉求，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则是第二个问题。当特朗普在大选中将议题聚焦于经济领域时，登台一呼，应者蜂起，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