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现象逐渐升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逆全球化会对全球化进程造成怎样的冲击？中国应当如何适应和应对？在近日举办的以“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为主题的“上海论坛”上，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询问了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盛斌的看法。

　　盛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的“稳定器”，当然，这需要中国做一些角色转换；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新的坐标，中国近年来在发展新经济方面的经验，比如自主创新、互联网、电商、绿色金融等，也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我们应该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满信心。

　　不同以往的逆全球化：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

　　文汇报：您在“上海论坛”上的发言，话题集中在逆全球化的应对与出路上。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全球化、“地球村”，到了这两年，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逆全球化”这个词逐渐成为了高频词汇。请您谈谈对这种变化的基本认识。

　　盛斌：我认为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而来，至少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短期趋势。

　　其实逆全球化历来就有。上一次“反全球化”的高峰期是在1999至2001年世纪之交，主要表现在劳工、环保、学生、人权、宗教组织及左翼社会团体等，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例会时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暴力冲突。这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大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富人们推动的市场与价值扩张，侵犯了弱小国家的主权、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当地文化和传统，同时也对少数缺乏竞争性的脆弱社会群体形成严重冲击与伤害。

　　文汇报：“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词。那么，当下的“逆全球化”有哪些显著特征？

　　盛斌：确实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说逆全球化，多是出现在一些小国、弱国、穷国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会与非政府组织NGO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劳工、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反对全球化进程。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进一步恶化，我想，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最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这次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正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崛起，其人数与影响力比先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性变化。比如，美英等被我们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在鼓励货物、资本、服务、人员以及技术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是最支持竞争、开放与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也是长期以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最重要的旗手，而且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现在恰恰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分裂，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大陆右翼政党的崛起，都是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文汇报：有学者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影响甚大，也有学者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贸易问题联系起来。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盛斌：很多研究显示，收入分配恶化是影响逆全球化情绪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自动化、数字鸿沟、过度金融化等都会导致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加剧。其他影响逆全球化的原因，还包括大量的难民（包括移民潮）、宏观经济失衡、全球复苏乏力以及反建制派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但是，目前很多人还是把问题归结到以贸易和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上，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什么？贸易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吗？其实，大多数的文献和研究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即贸易是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至少不能与技术创新以及失败的社会政策相提并论。所以说，贸易投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是反全球化的替罪羊。尽管这个结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已经存在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难被目前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也会被政治家“选择性地”忽视。

　　文汇报：在您看来，逆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已经带来负面影响了？

　　盛斌：可以说已经有些端倪了，比较明显的是，逆全球化思潮对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严重的威胁。

　　我们看到，从2001年展开的WTO多哈回合谈判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个统一的具有雄心水平的贸易协定。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政策问题上陷入僵局，多哈回合在其后虽历经多次谈判，却都没有太大进展。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停滞不前，促使诸多国家将推进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重心与精力转向了“区域主义”与“复边主义”。迅猛发展并急剧扩散的区域一体化浪潮，体现了身处其中的各国借市场开放与整合来革新经济，以及通过构建国际经济新规则来重塑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诉求。在这个背景下，三大巨型经济合作框架——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iSA（服务贸易协议）应运而生。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借此大力推进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新商业规则，试图谋取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进而达到统筹全球价值链和强化本国核心竞争力目的。而当前，美国已退出TPP，TPP前途未卜，TTIP谈判也由于美国态度不明朗和欧盟内部某些地区和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限于停滞。

　　再有，如刚才所言，逆全球化浪潮已经从发展中国家扩散到了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内，也从低收入阶层扩大到了“中产阶级”。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尽管众多国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收获了“群体性崛起”，但他们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仍然有限。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反而进一步通过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超过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减让与规则。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收入增长停滞、全球化冲击与技术自动化等，都威胁到弱势阶层的工作岗位与中产阶级的发展，收入与社会不平等的上升促使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

　　还有两个更近的例子。过去G20公报中都有“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和“减少及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类似承诺，但在今年3月德国巴登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的公报中，则没有明确提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打破了G20多年来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共识与立场。这很罕见，也相当令人遗憾，原因是美国反对，特朗普上台后已经或还将实施单边政策，违背了原先的承诺。接着，出于美国的压力，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会议公报，也效仿G20删去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对此，IMF主席、墨西哥财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不得不解释说，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词是个“模糊的、相对的概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