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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 文研学术·李孝聪在北京大学文研院的讲演
2017年05月22日 08:46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孝聪 字号

内容摘要: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都城发展史上,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城形制却是马背上的民族所创造,为都城规划和管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今依然引发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都城;管理;民族;规划;北魏

作者简介:

  

  元大都平面图 资料图片

  

  五代胡瓌所作的《卓歇图》(局部),描绘了契丹骑士出猎途中歇息宴饮的情景。资料图片

  

  元代刘贯道作《元世祖出猎图》

  资料图片

  

  清代将北京城内城划作满城,即八旗专属居住区,令汉人统统迁往外城居住。图为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的北京街景。摄影:山本赞七郎。资料图片

  所以,不能说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只是参考了南朝都城建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北魏洛阳都城的营造“盖皆就已成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其中有河西凉州、中原邺城、代北平城与南朝建康等数座城市建筑布局之影响,它恰恰是那个时代周边与中原民族大迁移与文化互融的写照。

  城市,是从氏族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似乎是农耕社会的专利。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都城发展史上,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城形制却是马背上的民族所创造,为都城规划和管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今依然引发人们的思考。

  鲜卑人创造的封闭的坊市制都城:从平城到洛阳;

  蒙古人设计出街道胡同式都城:元大都;

  女真人施行满汉分治式都城管理:北京城。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现象,可以从其形态和功能上来给予阐释,解释城市为什么会有某种形态,以及这种形态是如何演变的。无论城市形态多么复杂,都是人的动机与活动所造成的,只有人的活动才能改变这些城市的形态。人的动机和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环境、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反之,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城市形态的解析,解构过去时代城市的社会结构,推究当时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价值标准之间的关联,进而解读中国历史。专制集权国家往往通过对城市规模、形态和布局的刻意追求与严格统一,借此象征皇权的伟力,中央政令的通达与国家之强盛。

  一

  鲜卑人的都城规划了里坊区,通过构筑坊墙对城市生活进行封闭式的管理,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性形态特征之始。

  自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399)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境)迁来,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洛,平城做过近100年的北魏都城。平城的大规模营造在拓跋珪天赐三年(406)“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魏书·天象志》)。说明在北魏移都平城之前,多数鲜卑人以毡包游牧为俗。这个过程并不因营建平城而马上改变,“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南齐书·魏虏传》)。北凉沮渠氏和北燕冯氏属下的汉人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冀辽之间的龙城(今辽宁朝阳)等地被俘获,迁居到平城地区从事农业耕作,才促进了北魏城市的营建,也正是这批汉人将中原、河西和江南都城的营造范式传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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