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化：其一，美元全球化；其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其三，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其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带来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其五，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其六，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

　　这六大要素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还是雏形状态，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所以全球化还在发展中，全球化体系还在形成中，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终结，还要有很长时间的进行过程。

　　我们的官方语言真正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用“全球治理”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三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三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意味着不同选择、不同方向。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

　　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另外一个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也在出现。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各个国家之间贫富更加悬殊。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财富对抗，而是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变形，是与原来经典意义的全球化相对抗的负面全球化。

　　第二，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目前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现在全球治理的公共品短缺，需要建立托宾税制，以此调节全球财富。但是托宾税很难建立，全球治理出现制度瓶颈，这是全球化负面要素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全球化推动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远距离文明冲突变成近距离社会冲突，全球宏观的文明圈变成了微观的社会矛盾。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破坏因素，也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必然产物。

　　第四，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出现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通过网络政治，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党政治，一个人可以挑战全球政治，这就是阿桑奇、斯诺登、特朗普现象。这是一种新的逆全球化力量，民粹主义通过网络打乱秩序。

　　可见，全球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本来声称的全球化是建设性的，促进发展、稳定、和平的，是理想主义的全球化。而破坏性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同时存在，是全球化的两股力量。

　　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文化、国情不一样，各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球化。但是，某个国家认为有利的正面全球化，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是不利的负面全球化。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世界治理者，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