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荒木见悟先生致作者信

　　今日（2017年3月23日）忽闻荒木见悟先生昨日辞世，不禁让我回忆起昔年的往事。荒木先生的学术贡献，至少在专业的学者圈中已是众所周知，无需我这里赘语。而其生平事迹，相信也自有其门人弟子介绍。我与荒木先生的交往，之前似乎从未向人提起。如今他驾鹤西归，就让我记下与他交往的雪泥鸿爪，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我最早知道荒木先生的名字，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泛观博览海内外的各种著作，当读到狄培理（W. T. de Bary）先生主编的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一书时，我对其中Araki Kengo撰写的一篇“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印象极为深刻。后来才知道，这位Araki Kengo，就是荒木先生姓名的英文拼写。

　　由于我的硕士、博士论文以中晚明的阳明学为题，而荒木先生是研究晚明思想尤其阳明学与佛教关系的大家，我在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期间，自然就进一步阅读了荒木先生的著作。荒木先生和另一位日本学界阳明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号称“九州二老”。由于冈田先生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较早地被译为中文，中文世界似乎对冈田先生知道得更多些。尤其近些年他的《王阳明大传》也有了中译本，在阳明学热的社会潮流之下，很多学界以外的社会人士也都知道了冈田先生的大名。相较之下，荒木先生的名字，恐怕在中国仍然限于学界中人所知。不过，自我大学时接触冈田和荒木两位先生的著作之初，我就认为荒木先生的研究更为精深。后来随着我对明代思想尤其相关古籍了解和阅读的日趋深广，我益发加强了这一判断。

　　2001年之前，荒木先生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纸上的人物。我对他的关注，也仅限于其论著。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和荒木先生这个“人”直接发生了联系。

　　1996年我在阅读周海门的《东越证学录》时，已经对于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产生了疑虑。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将周海门划归“泰州学案五”。但是，我阅读《东越证学录》得出的印象，却是无论从自我认同、思想倾向还是地域划分来说，周海门都属于浙中王龙溪一派。除了周海门自己的《东越证学录》之外，其他晚明文献的相关史料，也都不断印证了我的观察。而在我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随时搜集史料，思考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问题时，我读到了荒木先生收入其《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一书中的“周海门の思想”这篇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我看到荒木先生对周海门在《明儒学案》中的学派归属表示了疑问。不过，荒木先生虽然提出了疑问，却尚未对黄宗羲的划分做出否定。由于我自己已经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产生初步想法，荒木先生未尝深究的点到即止，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彻底追查和澄清学术思想史真相的念头。终于在2000年访问台湾期间，我自信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史料以及厘清了论证的线索和理路，于是写出“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这篇专论。当时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只有荒木见悟先生对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有过质疑。因此，我那篇专论完成之后，除了一两位前辈学者之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寄给荒木先生，看看我从“史料”与“论证”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否足够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