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田辰夫所著《中国语历史文法》《中国语文论集》

　　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商周秦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为语料缺乏的上古汉语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代，王力先生撰写《汉语史稿》时就对如何利用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等出土材料进行过讨论。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一、“出土文献”并不都是“同时资料”

　　语料的选择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用“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来区分汉语史语料。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如甲骨、金石、木简、作者手稿等；所谓“后时资料”，“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第3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近出一些汉语史研究论著中，有些学者认为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资料大体上相当于“同时资料”，并基于这种认识来讨论上古汉语史的有关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许多出土文献应属于太田辰夫所说的“后时资料”。从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形成的角度看，受制于材料的限制，当时的书籍形态与后世并不一样，大多数书籍本来是分篇单行的，当汇集单篇成书时，各篇编次先后和内容多寡会出现差异；从流传的过程来看，这些文献大都经历过复杂的传抄过程，有的甚至经过口传转写，不同时期的传抄者对文本进行增删改造时有发生。因此，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帛资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同时资料”。只有墓主人下葬时的遣策以及那些未经传抄的应用性文书等，才可能是较为明确的“同时资料”，如战国包山楚墓遣策、文书、卜筮祷祠记录等。新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文献类材料，一般都经过传抄甚至口传，只能是地下出土的“后时资料”，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古籍文献，大都是典型的“后时资料”。

　　对这些出土文献的形成和性质，有的学者未作深入分析，以简帛抄写时间作为语料的时代，如将上博简、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或中-晚期的材料。实际上，清华简中《尚书》类文献形成的时代显然在西周时期。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应该早于墓葬和抄写的年代，作为语料使用时对其时代的判断也要做具体分析。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文献，由于出土这批简的汉墓下葬时间在武帝初年，这些文献抄写年代基本可以确定在文、景到武帝初年。虽然这些文献成书年代难以确定，但它们大多形成于战国时代则是可以肯定的。在运用这些出土文献材料时，有的研究者将银雀山“全部简文都看做秦汉时期的语言材料”，根据这一认识，进而得出“秦汉时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是非常接近的”这样重要的结论。虽然不能排除银雀山汉墓文献在流传和传抄过程中受到秦汉时期语言发展的某些影响，但是将银雀山汉简直接作为秦汉时期的语料，并依此得出一些关于秦汉时期汉语特点和发展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置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