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对《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解读，涉及民族因素的普通刑民事纠纷应当“去民族问题化”，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处理。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做“特殊”考量，在执法或司法实践中宽宥少数民族的做法，源于“两少一宽”等民族政策，这不仅在合理性基础上存在疑问，在实践中也产生出很多问题和弊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应当认为“两少一宽”等民族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并树立依法解决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法治观念。

　　［关键词］矛盾纠纷；法治；两少一宽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5-011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社区管理与法律援助问题的实证研究”（13CMZ066）；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法学研究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14CXTD01）

　　［作者简介］李剑，彝族，四川西昌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法学、法律史学。

　　201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25条意见，旨在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意见》在“民主法治”部分指出，“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意见》是对十八大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层面上的直接体现，它传递出非常清晰的信息：即把涉及民族因素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去民族问题化”，视为一般的法律问题，在“法治轨道”上处理。

　　一、对《意见》文本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与民族刑事政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两少一宽”政策相比，《意见》对于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解决思路发生了清晰的转变，这对于民族理论和实践工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执法、司法等实践领域，当遇到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时，首先需要弄清，这些纠纷是否已经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需要采用“政治化”的手段加以解决。或者在更多情况下，这些矛盾纠纷仅仅是涉及民族因素的一般法律问题，严格依法解决即可。区分“民族问题”与“一般法律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长期存在着观念的分歧和混乱，《意见》无疑是在有的放矢。长期以来，将一般法律问题误认为是民族问题的解决思路，导致大量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处理失当，这既不利于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也不利于国家法律权威的树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在反思“两少一宽”等政策的基础上，捋清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解决思路。

　　在《意见》文本中，“涉及民族因素”和“民族问题”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何为“民族因素”？它在相关文件和著述中出现的频率虽高，但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的含义。笔者认为，在矛盾纠纷解决的意义上，涉及“民族因素”是指至少一方当事人在民族身份上是少数民族，或者相关事项涉及少数民族公民或群体的利益，形象地说，即有少数民族“卷入”矛盾纠纷当中。其次，何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定义在学界长期有广义和狭义、社会性与民族性之争，［1］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上述定义简洁、明确地界定了民族问题的外延和特性，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有关民族问题的概念之争。从《决定》的文本来看，民族问题主要指宏观层面上的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问题，而非微观层面上的个体、个案、事件。民族问题是国家制定立法、政策或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议题，但并非所有执法、司法工作者随时都要面对、都要思虑的常见社会矛盾。可见，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虽有“民族因素”，但并非“民族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建立妥善处理相关事件的正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