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侯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开明君主，在位期间（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他励精图治，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推行法治，使韩国国力渐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主张术治，其治国之术就是“循名责实”，要求官员名实相符，并对名实不符者加以惩罚。《申子·大体》说：“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职责是名，行为是实，循名责实就是考察官员是否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加以赏罚。韩昭侯罪加衣的典故正是申不害术治思想运用的典例。

　　韩非子在《韩非子·二柄》中说：“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非子通过这则典故告诉我们，官员失职和越权都是违反职责的表现，名实不一，违背了法治的要求。因此，官员要树立起法治思维。官员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一是依法办事，二是适当陈言。官员只有在言、行两个方面都严格守法，做到名实相符，才是具备法治思维的官员。

　　所谓依法办事，是指依法行使职权，既不能失职，也不能越权。失职是不作为的表现，就是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应为而不为。韩昭侯罪典衣，治了负责衣服官员的罪，因为他失职了。越权是行使职权超越范围，也就是滥用职权，不应为而为。韩昭侯罪典冠，治了负责帽子官员的罪，是因为他越权了。在本案中，韩昭侯更强调的是官员不能越权。也许有人认为，韩昭侯治典衣失职的罪尚好理解，治典冠越权加衣的罪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做好事的人通常应该鼓励和奖赏，典冠虽然越权了，但他也是忠心事主，不应该治罪，难道韩昭侯就不怕受寒吗？不是韩昭侯不怕受寒，而是因为官员越权的危害比受寒冷更大。如果韩昭侯不处罚或者反而奖赏这种官员，虽然有助于鼓励官员树立儒家的仁义思维，但构成对法治思维的严重破坏，容易使官员从仁义原则出发任意出入法律，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破坏法治，所以即使越权办好事也要惩罚。

　　韩非子从维护法治出发，不仅告诫官员不得越权办事，而且也不得陈述不当的言论。超越自己的职权行事要严惩，言论不当也要治罪。韩非子明确告诉为官者，官员不同于百姓，其言论必须符合自己的职责，不当言论违反了自己的职责，其实质也是一种越权，造成的影响和危害远远大于普通人，所以一定要追究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