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军入关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约一个半世纪里，由满洲王公、大员及个别蒙古、汉军旗人官员组成的议处国家大政的制度，也是重要的政务决策组织形式。它在后金、清初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越发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走向消亡。

　　努尔哈赤初创八旗时，已经出现了议政制的雏形。《清史稿》记载“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这可以算作“议政大臣”制度的萌芽。努尔哈赤设议政大臣之初，其职能主要是听讼审判，处理女真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可以说，议政大臣仅仅是努尔哈赤处理民事的助手，充任此职的人等级也比较低。随着后金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务需要处理，加之统治者理政经验不足，所以努尔哈赤把议政大臣的地位和职能不断升级。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所谓的“八王共治”，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共同讨论决定。天命八年（1623年），在八和硕贝勒之外，又设八大臣，负责勘察贝勒是非、议论国政得失和战事情形。作为特设的中枢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形下，将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举贤任能、罢斥奸臣，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做了政治架构层面的准备。此时的后金政权仍属草创，依赖贵族亲王，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努尔哈赤而言，也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让步。

　　皇太极统治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有了相对固定的议政地点，参会成员也更加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权力在逐步走向弱势。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设立，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国政的权限，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强权状态已明显缩小。虽然此时“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性质仍然未变，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但其权势始终在皇帝之下。大凡军国大事，都须由皇帝裁决。实际上，这种改变反映出皇太极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共治国政的抵触，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的权势，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如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剥夺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1630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大贝勒莽古尔泰也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降为一般贝勒。这样一来，皇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皇太极南面独坐，诸王大臣唯皇太极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