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传统思维方式是政治思维方式，政治思维方式的核心是权力问题，一切政治活动都围绕权力的运行而展开。它强调政治斗争的至上性，强调法律对政治的依附性。虽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为权利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权利的威胁与侵害。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法治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是缺乏理性的政治。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不断增强，传统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政整合机制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平等主体之间契约性的横向整合机制。如果仍然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执政，会使政权趋于暴力化，政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怀疑。所以，党必须增强法治思维，把自由、秩序、权益、正义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础价值，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以此更多地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规范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概念，“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中全会《决定》则对此进行了具体深化。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对我们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 核心在于依法执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在社会各子系统相互关系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党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最为重要。然而，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权系统天生就有自利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同样政党也有自利性，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而且因为是执政党，其自利性空间更大。因此，厘清党与社会各子系统职能边界最为重要。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由于党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职能边界的模糊不清，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类资源的可转换性极强，各种社会资源有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以至出现了把各种资源于一身的“总体性资本”。这使得明晰党与社会各子系统的职能边界成为关乎全局的重中之重。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界定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和范围，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演变。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关键就在于充分尊重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行依法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切实转变领导方式，实行宏观式领导、间接式领导、协商式领导、程序式领导，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同时，党在法治建设上拥有良好的公信度和美誉度，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为法治建设提供精神文化上的有力支撑。因此，两个《决定》将依法执政从依法治国中分离出来，与依法治国相并列，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