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中国决策层开始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十六大报告要求“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十八大报告对“战略”一词的使用已经达到33次，比十六大的21次增加了三分之一，反映了新时期对战略思维的重视程度。今天研究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其新要求和新路径。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新要求

　　面对新时期的新背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一个新要求是，必须对战略思维的本质有更深刻的新理解。

　　战略思维是在战争或竞争环境中对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长远性筹划和指导的一种思维，其本质是时空大尺度下的以实现根本价值为取向的特殊实践理性。它首先体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某种统一，表现在战略思维特征上是价值目标与效用手段的某种统一。笔者曾强调，目标与手段是战略思维的基本范畴，战略思维是通过目标与手段的结构关系而展开的。任一具体的战略思维过程，都是要提出特定的目标与手段，建立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特定关系。价值目标与效用手段的结构关系是战略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战略思维的本质不是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某一方面，而是两者在实践中的某种统一。价值理性是实践中的人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一种目的理性、促进人趋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根本性关怀，一种通过反思、批判、变革而实现超越的理想，它在特定时期往往体现为人的某种目标；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效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目标的实现而服务，它往往体现于人在行动中所采取的手段上。

　　在当代条件下，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把战略思维的本质理解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某种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视为当前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一个新要求。为此，需要反对两方面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仅仅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而忽视工具理性的作用，在战略研究中表现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该倾向一方面正确地秉持历史进步论，基于自由的价值理想、善、正义和发展进行战略研究，强调正义终将胜利，强调价值理性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忽视了权力和利益在战略中的现实作用，忽视了工具理性对于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往往疏于谋划和现实力量的考量而不能取得战略的现实效果。

　　另一种倾向是撇开价值理性的作用而仅仅强调工具理性的作用，在战略研究中表现为极端的现实主义。这种观点往往把理性定义为工具理性，而同时又仅仅用工具理性理解战略。该倾向一方面正确地重视现实利益关系，基于现实力量进行战略谋划，强调了现实路径、手段对于战略实施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忽视了价值理性的重要，忽视了正义、善在战略导向和凝聚人心方面的根本作用，其极端形式表现为以一己、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之利益或功利目标为转移而置人类正义等基本价值于不顾。这种倾向在国外的代表是马基雅维里，他声称只要对自己的目标有利，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在中国，则表现为权谋的传统，在当今的一种表现是所谓的厚黑学。这种倾向与战略思维的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全球战略格局和中国发展的态势看，这种倾向带来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