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日电 题：海外学子舍安宁赴国难 抗日救亡引技术传文明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1938年，在巴黎留学进修的钱钟书写下了这首饱含悲情的《哀望》。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报国情和亡国恨，抛下浪漫与安宁，携妻女回到了祖国。

　　在距巴黎1000多公里的柏林，经过两年深造，刚刚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的龚祖同，本应留校继续攻读工程博士学位，然而此时抗日战争爆发，龚祖同顾不上答辩，匆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1938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1937年底，刚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蔡金涛，丢下联邦电话公司的实习工作，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在李四光所领导的桂林科学试验馆进行报话培训，向抗日前线输送了数百名机务员、报务员，并研制了无线电收发报设备。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读了一篇名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后，激动地大赞此文“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乔冠华。抗战爆发后，还在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提前提交了博士论文，顾不得是否通过，便登上了返回香港的“霞飞”号邮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无数海外学子高喊着“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勇赴国难，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军事战略及科学、医学技术带给当时在苦难中奋争的祖国与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