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腐败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让人们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另一种背叛。因此在今天重温《红岩》作者罗广斌所写的“狱中八条”，可以获得极大的警示。

　　一

　　“狱中八条”并不是新闻，近日却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今昔有相似之处，“狱中八条”可以引起今人的警醒！

　　《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中所列“狱中八条”的内容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严惩叛徒、特务。

　　这“狱中八条”见于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是著名的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之一，是小说《红岩》的著者之一。他越狱后汇集了白公馆、渣滓洞众多志士死难前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这份报告，归纳出了“狱中八条”。这八条代表了志士们沉重的心声，是他们留给党的最后遗言。

　　分析这八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内容：领导干部问题；革命路径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其中哪方面问题最重要？无疑，是领导干部问题。八条之第一、第三、第六条皆明言领导干部问题。第二、第七条实际也涉及领导干部问题。第八条惩办叛徒，当然首先要惩办领导干部中的叛徒。总之，这八条实际含着一条主线：要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二

　　为什么“狱中八条”会如此强调领导干部问题？为什么众多志士一致强调领导干部问题？因为，“狱中八条”的背景和源起，是一段因领导干部叛变而酿成的痛史，这段痛史之最重要的警示，便是必须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这段痛史，即川东地下党因重庆市委领导人叛变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了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导致了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还波及了川西、沪宁党组织，大批党员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许建业、陈然、王朴、成善谋、刘国金志、李青林、江竹筠等都在其中。刘、冉两个叛徒为了邀功取宠，争先恐后地出卖组织，使被捕党员数量不断扩大。罗广斌就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个叛徒李文祥，是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组织，导致了十几个同志被捕。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就是刘冉李等几个叛徒。

　　刘国定叛变后，希望特务头目徐远举能考虑自己是省委、市委级别的干部，在官职上予以照顾，结果得到了军统中校专员、川西特侦组组长的官职。冉益智先是当了军统少校，后也晋升为中校。刘国定当了军统中校后，对自己立场和身份的巨变，毫无不适应之感，反而坦然得很，且神气十足。这让过去曾尊敬过他的普通党员深感惊愕。

　　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平时思想言行中实际已有了腐化变质的因素。比如，刘国定曾利用书记职务之便，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未得同意后很生气，说：“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尔后还报复那位管财务的同志，污蔑其有经济问题。冉益智叛变前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原形，他骨子里就是个两面派。

　　对于叛变与平时表现的关系，罗广斌在《报告》中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是从刘、冉、李等叛徒身上总结出的深刻教训。

　　上述这段痛史，便是“狱中八条”强调领导干部问题的背景和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