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右）、戴乃迭夫妇青年时期合影。

　　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书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辛红娟提供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急迫的时代命题。然而，典籍外译与接受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再次凸显了翻译过程中“谁来译”的问题。

　　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的问题，大多数西方学者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选集》编译者宇文所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他们之所以言之凿凿，大多因为秉持“翻译一般只能译入母语而不是译成外语”的信条，认为中国译者的翻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中国英语”，相较之下，西方译者则行文流畅、自然、可读性高。姑且撇开此一论点的武断之处不论，检视典籍外译批评领域诸如话语建构和文本形象建构等关键性问题，也可以发现此类论断脱离原文谈论译文的片面性和不恰当性。

　　由于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承担完成的。但统计数字只能说明过去的客观存在，并不足以作为中国学者不能担任典籍翻译主体的理论证据。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承载古代经典文本的汉语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构成了文本结构在各个语义层面的似隐还显，充满理解张力，具有极高的抗译性，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碰中华文化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译者努力使中国典籍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并不意味着应当一味屈从或归顺西方的阅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