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年间出的《蜃楼志》，有人揶揄前半部像《金瓶梅》，后半部像《水浒传》；也有人说这是一本被忽视的经典，开了晚清谴责小说之先声，若只当“禁书”猎奇，真是怪可惜了的。从书中某地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某地人“海面上也还溜亮，登了岸是不中用的”云云，可见当时的“地域攻击”也是张口就来。

　　令人莞尔的是，当中有段影射和珅倒台的话，“可笑那班科道，平时不见风力，到了冲抑赐死之后，拿着一张绵纸搓就的弓、灯芯做好的箭，左手如抱婴儿，右手似托泰山，对着那死虎乱射”，可作《清史稿·和珅传》的注解。《清史稿》只说“诏宣布和珅罪状，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比起官史，《蜃楼志》在落笔时耍了滑头，不但规避了时讳，还道出当时真实的社会心态和反响，无疑更具存史价值。

　　传统史家宏观叙事的不足，正如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即时性上，恪守“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学院派更显其拙。二战记者威廉·夏伊勒出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专家们大光其火，除讲述历史的方式不同外，有位朋友对夏伊勒说：“你把他们置于何地？你他妈的干了他们该干却没干的事情！”夏伊勒答：“可是我等了他们10年！”

　　现在流行说“历史不忍细看”，这是悟出“细节出真知”的正话反说。法国年鉴学派在微观史的开拓上就着力甚勤，像阿兰·科尔班有关气味、钟声系列历史著作，活色生香地把法国史写成了一部嗅觉、听觉的感观史。

　　“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中说，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上世纪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这番话对那些翘首以待“解密”的人来说是个提醒。如果史家缺乏“捉活鱼”的本领，读者还真不如从《蜃楼志》中了解广州十三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