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国将“村民委员会”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的“村民自治”为标志，开启了从农村开始民主政治改革的先例，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涉及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以及人类学等诸多学科。

　　“乡村治理”的概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较为活跃。多从民主政治的视角，关注基层的“票选民主”，研究路径多是“过程取向”的，基于政治学的理论视角。国内尤以“华中学派”为代表。

　　广义的“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同时关注乡村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组织建设。自90年代中后期，以“农民抗税”为标志的乡村治理危机爆发，并最终引发农业税的全面取消。这也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分水岭，一方面，反思村民自治中的种种堪忧倾向，如“富人治村”、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以及“赢利型”的基层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开始引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视角，关注自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的“乡村治理”新问题，也被称为“后税费时代”的研究。

　　广义的“乡村治理”研究中，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增多，定量研究不断涌现，但结论基本上比较负面。从结构层面来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弊端依然残留，表现为政府的自利倾向和农村自治能力的羸弱；从制度层面来看，经济类的农民组织并没有推动解决农民的合作难题，以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一事一议”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及公共物品供给的案例中，制度交易成本太高、供给满意度低、村民参与度低；从组织层面来看，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堪忧。

　　除了对“乡村治理”研究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继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为代表的第一次乡建运动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兴起了行动研究导向的“新乡建运动”。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周鸿陵的天村试验、贺雪峰的鸿鹄试验、温铁军的翟城试验、何慧丽的兰考试验等。这些试验普遍以村庄共同体为基础，以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建设为抓手，落脚点是在培育高度组织化的村庄自治主体，作为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