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

　　增速放缓显示经济增长仍在筑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创出了18个月以来的新低。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776亿元，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57587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62850亿元，增长7.8%。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8个百分点。CPI由2月的2%小幅攀升到了3月同比上长2.4%，但是PPI由2月的-2%下探到了3月的-2.3%。

　　房地产数据失色显示投资结构调整正在深入。投资整体增长速度放缓是受到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三大领域投资下降影响。细分看，制造业投资相对较稳定，基础设施的建设略有抬头，下行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成为拖累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53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5.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7.2%。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5.7%。

　　进出口数据显示WTO红利已经快速消退。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5.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3.7%。其中，出口下降6.1%，进口下降1.2%，均低于市场预期。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0%，其中出口同比下降6.6%，进口同比下降11.3%，降幅较大。一季度出口增速回落主要受历史数据虚高、外贸竞争力下降影响，随着高基数因素减弱，出口增长将迎来反弹，但全年外贸形势仍不容乐观。

　　“克强指数”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迹象。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等经济指标能从另一角度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是李克强总理用来分析经济形势的主要参考数据，因此被称为“克强指数”。今年1~2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5%，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前两个月增速明显回落。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571亿吨，同比减少3.71%；货物发送量完成9.567亿吨，同比下降3.56%。今年一季度中国铁路公路货运主要指标均同比下降，各口径铁路货运发送量为近4年来谷底。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轮经济下行尚在筑底阶段，陷入了结构性放缓。

　　经济政策宜相机抉择

　　面对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其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中国长远发展的立命之本，任何经济政策的出台都要以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和基础。然而，面对当前复杂而又脆弱的经济基本面，“稳增长”与“调结构”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能否在不大幅刺激经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平稳“着陆”？又如何保证“稳增长”的同时不会大幅拖延甚至严重滞后改革进程？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强烈的“硬着陆”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而且，任何改革的本质都是创新，以新的制度体系取代旧的制度体系是开辟一段从未走过的新路，必定充满不确定性，必须时刻警惕其风险性。

　　因此，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前提下的相机抉择，不回避也不冒进。为此，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不扩张且有底线。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样的“三期叠加”使经济略显疲态，因此，市场上要求重拾经济扩张政策的呼声日渐升高。

　　但回顾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扩张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是效用递减的。除了2008年的4万亿之外，在过去4年，中央及地方政府至少又推行了三轮政策刺激来稳增长。2010年，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以刺激投资，经济反弹持续了18个月，国内A股市场从谷底到峰值上涨了33%。2012年，经济下行压力再度浮现，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但经济反弹只持续了12个月，市场只上涨了23%。2013年第二季度经济再次放缓，2013年7月中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包括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但此次经济反弹只持续了6个月，A股只上涨了15%。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仍难扭失衡，投资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48%上升到2013年的50%以上。上述数据表明，扩张政策难于破解中国经济难题，结构性问题持续发展。

　　另外，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对经济下行可能到达的水平有一个预估和预案。如果经济数据碰触到预先设定的底线，政府就要果断出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推行刺激政策，政府又能怎样出手呢？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年会上回答了这一质疑，他指出：“政府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要根据形势变化合理把控调控的政策力度，适时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措施。”

　　去杠杆且控风险。截至今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6.07万亿元，同比增长12.1%，而这个数字在2008年时是25万亿元。6年间，货币总量超规模扩张，在增速上明显超出了合理范围，产生了“货币空转”，形成了建立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高杠杆模式。而货币扩张的效果却日益降低，社会融资总量的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显著下降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高杠杆率的形成是有其复杂的体制背景的。一方面，体制内部门即使缺乏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却依然能够获得大量廉价信贷；另一方面，体制外实体经济民营经济需要信贷支持，却从银行或影子银行难以获得贷款，只能寻求高息的民间借贷。体制内宽松的流动性在各种制度间隙中空转，采用“钱生钱”的模式，赚取利差，造成虚拟经济的繁荣。进而，在市场逐利心理的驱使下，货币进一步向虚拟经济集结，实体经济愈加步履维艰。因此，去杠杆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的科学决策。

　　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权衡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去杠杆”操作过程的不审慎可能会造成全社会融资总量下滑，信贷供应不足，实体和虚拟经济的资金链条承受更大的压力，造成利率攀升，压缩实体企业利润，经济有进入通缩和硬着陆的危险，一旦引发市场恐慌，流动性危机就在所难免。尤其是在目前股市与楼市双双不景气的经济背景下，去杠杆的操作决不能盲目冒进，而是倾向于稳扎稳打，使风险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促开放且保安全。旧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被打破。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重构期进行着激烈的政治较量和利益角逐。美、欧、日等国试图通过寻求新的贸易合作方式来增强自己的经济辐射力，他们在环太平洋和大西洋开通了多个自由贸易合作区，却始终将中国排除在外，其理由是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为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能被全世界认同的市场只有通过全球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中国只有通过促进开放的方式来破解这一困境。上海自贸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中国促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序开放、渐进开放、有管理的开放是必然选择。这涉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例如，资本账户开放会明显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力，进行全球化的资产和资源配置，但在全球流动性紧缩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资本外逃。再比如，外资进入农业领域会大幅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在监管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大力保护农业产业安全。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要与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