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文学刊物从六神无主到各自重新定位，在这里面《作家》是定位最成功的前几名，甚至是佼佼者。《作家》的刊名气势很大，它用实力让大家全都接受了。杂志不一定要收藏，但是《作家》杂志谁也舍不得丢。它的品位、它的格调、它的这支队伍、它的文字，包括它的装帧设计都是很好的。

　　——蒋子龙

　　开文学风气之先

　　1978年秋天，思想解放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全国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痛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热潮中，“文革”中停刊12年的文学刊物《长春》（《作家》的前身）得以复刊了。1966年7月，“文革”爆发后，除《解放军文艺》外，全国的文艺刊物纷纷停刊。“文革”后期，“八亿人民八个戏，八亿人民一本书”的文艺贫乏时期，毛主席都无法忍受了。1975年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此后，“文革”初期停刊的一些文学期刊才陆续得以恢复，《人民文学》《诗刊》于1976年复刊，省市区办的文学刊物中《长春》属于较早复刊的。之后，又陆续有一些刊物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诞生。从《长春》的复刊号上，明显感受到作家们压抑许多年后而迸发出的创作激情十分高涨，《长春》复刊号不得不采用10、11月合刊号的特别方式出版，页码竟达到了352页。这一期上诗歌有公木的《棘之歌》、胡昭的《白桦歌》、曲有源的《行吟集》，小说有张天民的短篇《地质锤》、张笑天的中篇《十月》、鄂华的电影小说《东方红》，还有锡金、金钟鸣等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陶怡的遗作《长白山的云》也刊载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一期史无前例地集中了一百多位省内外作者的作品，可谓是一次重新集合、复出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大检阅。

　　1983年7月《长春》更名为《作家》，杂志的这次更名意味着要打破狭隘地域观念的束缚，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行进中努力扮演一个崭新角色。难怪在把文学也按行政区划画出条条框框的人眼里，一个省里的文学刊物这样改名是有“僭越”之嫌的。省里的老领导董速给更名的《作家》写了篇文章，称“《作家》是开在文学园地的一朵新葩”，她鼓励《作家》：“历史在发展，生活在更新，文学在繁荣。《作家》一定要跟上党、国家、人民前进的步伐。”希望《作家》“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排除障碍，开拓前进”。

　　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个文学思潮之后，一个深刻影响当代文学走向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出现了，主倡“寻根文学”思潮的作家们，不仅用作品说话，他们还有自己的宣言，那就是韩少功发表在《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作家》在发表韩少功这篇理论文章时，破例将它安排在这期杂志的头题。

　　做最活跃的文学平台

　　1989年5月《小说选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们认为：“《作家》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国界”，“克服地方刊物的天热局限，在全国文坛建立地位和影响”。“《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一份文学刊物有自己独立不移的灵魂和品格，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作家》多年来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顺境中不‘摩登化’不赶时髦，在各种压力下也从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为应对商品经济大潮给纯文学期刊带来的冲击，1995年《作家》与《钟山》《大家》《山花》《作家报》“四刊一报”共同举办了长达六年的“联网四重奏”活动，旨在凝聚几家期刊的共同力量，联手推举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在四家刊物上同步刊发一位作家的四篇作品，同时《作家报》辟专版刊发评论这些作品的文章。这一举措受到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参加联网的作家有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鲁羊、李冯、丁天、陈家桥、李洱、李大卫、刘庆、金仁顺、叶弥等。“联网四重奏”是文学期刊编辑者的主动策划，集体出击，为在新的文学环境下推举青年作家作出了有益尝试，也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助力机制。

　　多年来，《作家》刊发的原创作品已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源头，为中国的电影本土化提供了稀缺的资源。《作家》刊发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改编成电影《有话好好说》，短篇小说《天下无贼》改编成电影《天下无贼》，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改编成电影《绿茶》，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