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叙事模式或研究方法:一种是以王朝政治为载体,通过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政治的研究,自上而下的寻绎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轨迹,此为宏大叙事和宏观研究。一种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以个人或地域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通过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对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的发掘,自下而上的呈现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此为微观叙事和微观研究。随着“新史学”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逐渐成熟,对历史细节的微观研究,对个人日常生活之意义的呈现,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地方性知识以呈现整体历史的长时段演进规律,逐渐为学者所认同和采纳,并成为一种颇具学术活力的学术研究新动向。

　　这种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向,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历史总是由若干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若干地域的地方性知识所构成,宏大的历史叙事总需建立在日常生活细节和地方性社会经验之基础上,离开了对个人日常生活意义的诠释和地方性知识传统、社会经验的发掘,宏大叙事犹如聚沙成塔、空中楼阁,其可靠性是令人质疑的,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地方性知识虽然琐碎,日常生活细节虽属个案,但它们是构成历史的基本要素。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往往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地方性知识和具有个案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历史研究由宏大叙事向历史细节的演变,由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的发展,从学理上看,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记是对个人日常生活细节最精准、最具体、最真实的呈现。

　　日记的精准性远胜于年谱,这是由日记的写作方式决定的。一般而言,年谱往往是由他人编写的,虽然亦有谱主自编年谱的情况,但并不常见。而日记则完全是由本人撰写的。自撰日记记录本人的日常生活,肯定比由他人撰写的年谱,更具精准性。

　　日记的具体化亦远胜于年谱,这是由日记的写作形式决定的。古代的年谱和当代学者为古人编写的年谱,由于史料的限制,往往是按年编撰,一般多近似于大事记,即主要记录谱主一生中经历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日记则不同,它非常具体,在时间上,它必须具体到日,否则不能称为日记,日记呈现的才是最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

　　与年谱相比,日记的私密性是显而易见的。年谱一般不具备私密性,亦较少流露个人情绪。而日记则不同,大多数日记在写作时,记主并非是为了出版或传世,而是把它当作自我交流和自我反省的载体,有较多的情绪或情感的流露,私密性极强。

　　日记具有精准、具体和私密的特点,真实再现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隐秘,精准呈现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因而受到晚近学者的重视,成为“新史学”研究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史料。

　　近年来,受“新史学”学术思想观念的影响,受人类学学术研究方法的启示,我对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生活领域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贵州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上,以及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探索上。整理贵州地方文献、关注贵州地方性知识,研究贵州地域文化和文学,呈现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便成为我近年来的主要学术方向。

　　热衷于贵州地域文献、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有一个学术野心,即通过研究,建构一门具有特色的中国地域之学——黔学。构建黔学,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黔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此,近年来,关于贵州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便成为我和我的学术团队集中致力的工作。“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的编纂出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并实施的。

　　在收录的时限上,本丛刊以古近代为时限。在收录的范围上,一是黔籍文人撰写的日记,二是外籍文人在黔地撰写的日记。总之,以黔人、黔地为中心搜集、整理和编纂,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呈现黔人的日常生活和黔地的地方性知识。

　　　(作者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本文为《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序言,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