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演讲中辨析“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所讲的国际秩序”，赢得不少掌声。这一演讲抛出了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当今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从理论角度说，国际秩序包含两个层面的要素。一是原则规范层面，即通常所说的国际规则。这规定的是国际交往的准则。另一个是决策过程层面，即通常所说的权力分配，或者说制度性话语权。当我们在考察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是否需要完全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原则规范，还是说仅仅要求更多的权力，乃至成为新的领导者。

　　二战后，世界已经不存在之前的殖民地秩序，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包容性都相对较强。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并不只对旧霸权有利，对于新兴的工业国家如德国、日本和中国也都有利；民族自决的国际规范使得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体系平衡了大国和中小国家的诉求，主权平等、维护国际和平与人权的宗旨原则获得了广泛支持。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家之一，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中国没有动机和必要去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规范。相反，改革开放的变化说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相当成功，是受益者而非受害者。从权力分配角度说，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份额持有者之一，拥有相当突出的国际地位，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

　　然而一些人认为，大国兴衰的过程一定会是旧霸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秩序之争。这一观点似乎为一些历史事实所证实。例如，德国的崛起得益于英国霸权之下的自由贸易体系，但是德国依然寻求更多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问题在于，是否新兴大国就一定需要谋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从而充当现存国际秩序的颠覆者？显然并不一定。英国和美国之间国际领导权的转移，并不伴随着美国对英国创造的国际秩序的颠覆；二战后所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

　　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现存国际秩序原则规范的挑战者。中国应该致力于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与自己实力更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而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