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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2017年01月23日 16:4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晓唯 字号

内容摘要:一时间,令江浙学子艳羡不已,举人吴稚晖、秀才罗振玉均在他们的忆述中有所表露,而会试主考翁同龢在日记中评价蔡元培为年少通经的“隽材”,在京做御史的同乡大学者李慈铭邀蔡兼任其子弟的课业教师,平日即住李家,多年后蔡元培主持《越缦堂日记》辑印事宜,渊源即始于此。蔡元培在北大最后一年,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排除军阀政治对大学的干扰,而其中最实质性诉求,是首先保证“教育经费独立”。后人深切感念蔡元培先生开创新教育新文化一代风气的可贵功绩,高度赞誉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尚人格。主要著作:《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今雨旧雨两相知——民国文化人史事钩沉》《旧时的大学与学人》《蔡元培传》《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学术;教育;先生;胡适;教授;办学;大学区制;影响

作者简介:

  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界有位德高望重、领袖群伦的人物,被赞誉为“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他的外表看上去沉静如水,却着实引领了一代风气,影响及于思想、学术乃至政治领域。林语堂评论说:“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一生“亦学亦政”,仕途可谓顺遂,但多为清誉甚高的学官,少有官僚气派,人们更喜欢将他定位为“学界中人”。

  蔡元培身上书生气颇重,他自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他追逐理想,但不得不面对现实。他热诚倡导美育,时人少有呼应;他力推“教育独立”,却一再碰壁,貌似功败垂成;他在最高学府践行“兼容并包”,效果彰显,后世对之竟也争议不断;他治理北大,着力点本在学术,收益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之议……理想与现实屡屡错位,蔡元培艰难地游走其间,却韧性十足,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内心追求,为后代留下亦实亦虚、似真似幻的精神遗存。

   

  清季同光年间,浙东一带盛行宋明理学,蔡元培在20岁之前“最崇拜宋儒”。其家乡绍兴,受乡贤刘宗周(号蕺山)影响,“气节和理学的风气,深入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

  蔡元培早年信守古训,注重修身养性,自考中秀才以后,始放胆自由读书。他自谓,最得益的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这几部书,奠定了其文字、历史和思想观念的基础。在中举人之前的四年里,他到古越藏书楼的前身徐氏铸学斋读书、校书,得以博览,“学乃大进”。

  蔡元培自述,此时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治经偏于大义,颇受乾嘉年间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风诸家的影响,曾经“油油然寝馈于其间”。而庄、刘、宋诸位专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义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之端绪,晚清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即师承此一学脉。

  青年蔡元培曾经发愿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这一治学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似不无内在关联。

  蔡氏长辈中应考科举的仅有一叔父,蔡元培是踏足科第走得最远的家族成员,其前期科考并非一帆风顺,但自23岁参加因光绪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中举,不到半年时间内,复行恩科会试,又考取贡士,两年后补行复试和殿试,中进士,点翰林,28岁时已升补翰林院编修。一时间,令江浙学子艳羡不已,举人吴稚晖、秀才罗振玉均在他们的忆述中有所表露,而会试主考翁同龢在日记中评价蔡元培为年少通经的“隽材”,在京做御史的同乡大学者李慈铭邀蔡兼任其子弟的课业教师,平日即住李家,多年后蔡元培主持《越缦堂日记》辑印事宜,渊源即始于此。

  甲午惨败,震惊士林,传统士大夫纷纷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蔡元培在翰林院开始“恶补”声光化电等西学新知,其自况“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

  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对清廷大感失望,毅然请长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进而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不过,他游学欧洲的夙愿始终不曾舍弃,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表白道:“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唯此游学一事耳。”为此,他甚至不惜“折节”返京销假,寻求翰林院外派机会。

  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终于踏上欧洲大陆,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后进入莱比锡大学研修,在校六个学期,选听近四十门课程,从泛滥百家到后来“勉自收缩”学习范围,由哲学到伦理学,到美学,再集中于美术史,最终形成其美育观念。同期留学德国的顾孟余后来回忆:“蔡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值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

  饱读经书的东方学者,在西洋“云游问学”,虽博大而欠精深,但开阔了视野胸襟,则无可置疑。

  这期间,蔡元培撰著的《中国伦理学史》、译述的《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等,作为学校教材,均具有一定的影响。显然,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使蔡元培确信东西文化融合乃大势所趋,不可违逆,这未始不是他后来催生新文化诸多努力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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