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61年5月初被调到《红旗》杂志社50多年来，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求是》杂志社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这些年，我虽然不如有些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工作能力方面进步那么大，但还是有所前进的，而这同力群同志的教育和熏陶有直接关系。我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起草文件、写文章、编书，从中受到启发，提高认识；他对同志坦诚、率直，常常毫无保留指出我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应如何改正和弥补。他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我仅就感受最深之处谈些想法。

　　一、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以此教育部下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包含在力群同志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直接以此为题的就不少。如1982年3月23日，他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第一组发言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1983年1月8日，他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为《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7月1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为《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月21日主持撰写的研究提纲题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些讲话和文章，既讲了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员必须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动摇，又讲了必须把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说：“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或‘社会主义阶段’——引者注）的建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常说，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是说从比较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长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良好的愿望下把这个过程看得太容易了，结果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提纲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同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任务，必须很好地进行宣传和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总之，要把现阶段的实践同远大的理想联系起来。我参加过讨论，从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为了宣传提纲，中宣部组织撰写了40多篇文章附在提纲后，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在内部发行，本人也提供了一篇文章。

　　力群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还表现在他的行动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遭到隔离、批斗，先是在机关，后又被押送到《红旗》“五七”干校。在干校，他的劳动可以说是最重的，对他的审查可以说是最严苛的，但他心态一直非常乐观。他刻苦学习后面再说，这里先说使我至今难忘的两件事。

　　一件是对我。我下干校情绪有些消沉，他看出来后对我说：你的错有我多吗？振作起来，挤时间好好学习。他还给我出了个学习和研究的题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他带到干校有关的书借给我。这些书当然不够，我的爱人节日可以回家，我让她分几次把家里的有关书刊带来，读后抄了几千张卡片，整理出一篇《如何评价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的文稿，于20世纪90年代初公开发表了。他不但鼓励过我，也鼓励过别的同志。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是他敢讲公道话。“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年轻人（包括年纪比较轻的人）给吴江等提过批评意见，说重一点是受过批判。在干校，陈伯达搞了个反对他的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基本上是些年轻人。后来吴江进了“材料组”，成了军代表的“高参”，借机对批判过他的年轻人进行报复。力群同志在一次会上批评他们说：你们用年轻人对你们的方法对待年轻人，对吗？难道你们在原来的岗位上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我自己当时就有缺点错误，群众的批评有不少是可以作为经验教训吸取的。他刚一讲完，军代表就回击说，你是重点审查对象，有什么资格讲这样的话？可是很多在干校的人却不这么看。不少人认为力群同志讲得对，并且佩服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二、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力群同志之所以具有如此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同他不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他很早就注重这方面的学习，在干校那样的环境下，他还争取每天晚上读三个小时的书。五年时间，《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段都反复思考。三本《剩余价值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哲学著作都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有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部分也重读了。《毛泽东选集》反复读了24遍。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共产主义信念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他还把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文章和讲话列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他很注重学以致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早在东北参加土地改革时就对东北农村情况做过调查并出版了小册子。过了几年，他又和杨松编写了《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于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进行的社会调查也有多次。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不只是身体力行，还教育他领导下的干部也这样做。他在《红旗》杂志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时，就在1961年提议编委会专门做出加强学习的决定，要求编辑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读同自己专业有关的名著和基本著作，读有关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从而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文化修养，朝着成为党的某一方面有学问、有知识的专家方向努力。为了保证学习更有成效，编辑部实行上下班制，即将编辑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当班搞编辑工作，一部分下班读书、搞调查研究。两班定期轮换，结果使编辑部内形成一种追求学识、了解实情、提高写作能力的风气。我进了《红旗》所在大院，就感到如同进了一所大学堂。那时，几乎每个编辑人员吃过晚饭后，很快回到办公室读书、看材料和研究问题，晚上十点前大楼灯火通明。

　　通过这种办法，确确实实培养出一批理论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就我而言，比起以前也有很大提高。《红旗》为了锻炼干部一般采取由领导带领几个人一起写稿、改稿，但有时也交由一个人写。1963年4月初，邓力群同志布置我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宣扬用资产阶级国有化取代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他们竭力鼓吹实行以国有化为中心的一套“改革”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用不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力群同志说，以前我们批判过这种观点，但批判得很简单。现在需要写一篇文章进行深入批判，要用事实来阐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实行国有化，这种国有化对谁有利，其性质是什么。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摘抄了几百张卡片，并拟出了一个提纲，标题为《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发展过程和现时情况；第二部分从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对象、方式和后果几个方面来论证其性质；第三部分论述资产阶级国有化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根本区别。向力群同志汇报后，他表示同意。写好后他要了几份，不知除了他自己审阅外，又送给谁看了，但都没有提出修改意见。过了几天，他告诉当班编委，文章在《红旗》第六期发表。刊登后，《人民日报》作了简要介绍；《北京周报》翻译成外文转载，收到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六七封来信表示赞同。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但写这样比较重要的文章还是第一次。之所以能写成，是和力群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