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立足中国国情，经过深刻思考，创造性地提出新时期选拔干部总的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并经中共十二大写入党章。重温邓小平干部“四化”方针提出的历史，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工作体制机制的艰辛探索，使干部工作始终保持健康运行的内在活力。

　　一、“革命化”思想的形成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建立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这是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思考最多的问题。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情境下，邓小平干部队伍“革命化”思想逐渐形成。

　　第一，邓小平对领导班子的政治标准尤为重视。在具体实践上，邓小平强调有步骤地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早在1977年底，他就开始积极进行干部革命化的初期实践工作。在领导班子建设的步骤上，邓小平把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放在首位，认为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在邓小平看来，选准一、二把手的标准就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 [1] 后来，他又多次阐释领导班子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具体标准。还举出反面例子具体说明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的人。他指出的几类人包括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 [2] 以德为先是邓小平革命化标准一以贯之的原则，邓小平特别强调对党的优良作风继承。比如他认为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3]

　　邓小平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单位干部的革命化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在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邓小平对干部的政治要求十分坚决。他认为，地方领导班子包括企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不能只要求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并特别提出军队也一样。 [4]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干部“革命化”的思想并不是片面的，更不是以“革命化”为唯一标准。他指出，有的干部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 [5]

　　第二，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的思考是全面的。邓小平将干部的政治品质视为基本条件，在实践中逐渐扩充了“革命化”的内涵。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 [6] 年底，他又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首先是要革命化，强调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7] 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同志在评价干部是否革命化的标准单纯看是否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邓小平认为看待干部是否革命化要看长期表现，因此调配领导班子时，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是当然不能让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 [8]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是否“革命化”的标准还不应仅限于此，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还应注意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的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 [9] 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的要求也是包容的，并不求全责备。对一些属于个人缺点的非原则问题更是辩证看待，给干部以改正的机会，比如说，对于“骄傲”的问题，他就认为，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 [10] 应该指出，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标准的思考是辩证的，干部的革命化只是政治基础，并不是唯一条件。他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 [11]

　　二、“年轻化”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对干部“年轻化”的意义、目标和方法做了深刻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代代相传的事业，必须认真选拔与培养一代又一代事业接班人。正是基于这种长远认识，邓小平一直在考虑培养、选拔接班人的意义和目标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解决干部队伍客观上的青黄不接。他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12] 干部年龄结构的优化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老龄化现象严重，这是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特定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党的组织建设的受损使干部队伍面临着一系列优化的问题，一些干部的年龄在客观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进程中日益繁重的工作，但是，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的调整涉及的利益面比较广，很多人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因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阻力很大。邓小平本着政治紧迫感和无私精神，认为如果干部“年轻化”问题处理不妥，将制约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发展。

　　邓小平一直对党内不安定的因素的兴风作浪，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保持警惕之心。特别是这些人有的隐藏得很深，数量也不少，普遍比较年轻。早在1977年，他就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 [13]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干部队伍的危机感。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14]

　　正是基于历史经验和政治大局的双重考虑，邓小平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提到战略层面上来，以培养一支信得过的接班人队伍，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因此，他提示要分析原因，找出办法，认真有效地解决一部分青年忽视政治的倾向。事实上，只有可供选择的干部队伍数量上去了，才能使干部队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稳固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选拔接班人就是要认真选拔比较年轻、年富力强的同志。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具体化了年轻化的方针，认为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1987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他又一次指出，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年轻化。

　　在实现干部年轻化的具体方法上，邓小平形成了一整套的指导思想。

　　第一，注重“年轻化”与“革命化”的结合，具体分析年轻人的情况，不能一味以年龄为标准。邓小平多次强调年轻干部要选得“准”，这个“准”字就是对年轻干部政治素质的要求。1977年在谈到调配领导班子时，邓小平注意到不能片面地要求干部年轻化，在贯彻干部年轻化方针的同时，必须将革命化放在首位。为此，邓小平特意强调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这里不单是指选老干部，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15] 邓小平具体说明了年轻化与革命化的关系，认为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如果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