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汪家熔先生《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书问题多多,笔者已发表《对汪家熔〈张元济〉一书的质疑》(《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予以评论。另有一处汪书“独到史料”,因涉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上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出来讨论,以正视听。

　　一

　　作者引用吴泽炎先生一段话:“张菊老之要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处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第320页,省略号原有)吴泽炎先生193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担任助理编译员,那时张元济早已退休,是否会有如此“亲密”接触得出的感受,值得怀疑。称张元济“内心中间很骄傲”“脾气非常暴躁”,暂且不说这种对菊老的歪评有否根据,与其他商务同人的记述就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且吴早已成故人,死无对证,是否如此说过,是否有笔录,“听者”叙述又加省略号,随便抛出此类无根无据的“独家史料”,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把此当作对张元济先生所谓“理性看法”的证据,更为荒谬。

　　章锡琛1925年末愤然离开商务并创办开明书店,本是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当事人有很多记载,偏偏不用,却采用道听途说的片言只语,当作信史。那时吴泽炎先生尚未进商务,不可能亲历,至多也是传闻而已,汪家熔又没有记下更多话语,只说张“有很大感情作用”。什么意思?令人捉摸不透,给人唯一印象就是章锡琛离开商务由张元济一手造成。事实果真如此吗?

　　章锡琛1912年1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时年23岁,年轻气盛,才思敏捷,在编辑之余从事日文翻译。1920年商务创办的《妇女杂志》面临改革的考验。章锡琛与周建人接任编辑,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开辟专栏组织妇女问题讨论,并刊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刊物发行量陡增。1925年1月号《妇女杂志》为“新性道德专号”,刊登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章,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守旧派的攻击。《时事新报》附刊《青光》及《晶报》刊文,硬说章锡琛提倡“男子多妻,女子多夫”;《现代评论》也刊登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攻击文章,指责章、周主张纵欲,有害社会风气。争论引起商务当局恐慌与不满,编译所长王云五认为章有失体统,撤掉其《妇女杂志》主编职务,由杜就田继任。章的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很为他抱不平,劝章锡琛另编一份月刊,经过讨论,定名《新女性》,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章锡琛1931年1月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谈到编辑《妇女杂志》时写道:

　　我们的兴味,由此竟集中到妇女问题上,常常想夹七夹八地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除了《妇女杂志》之外,又在外面编辑旬刊周刊,如《时事新报》的《现代妇女》及《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之类,趁晚上写一点肆无忌惮的文字,批评社会及个人。但因此写滑了手,在《妇女杂志》也竟发表和当局意见不甚相合的文字来,常常受到警告。到民国十五年,为了一篇文字,受某学者批评,因而发生争辩,遂从当局送来严重的警告。我本来就想辞职,但因了钱智修先生的劝告,只得姑且忍耐。后来当局对于稿件的检查愈加严厉,使我们万难忍耐,不得不提出辞职。这辞职书提出之后,就被核准,但仍然不许我出去。结果把我调到国文部,周先生调到博物部,杂志改由杜就田先生接办。到了年底,经几个友人的怂恿,要我另办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月刊,定名叫《新女性》……(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