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在历史转折时期，领导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强调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营造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从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被确立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其科学性被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但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首先要打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把人们从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因为觉得这是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问题，即以高度的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7月21日，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8月3日，他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提出要讲唯物主义认识论，“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3]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在他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全国性的有组织、大范围的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入人心。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载入史册。

　　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以清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又防止矫枉过正。当时，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对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5]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他帮助人们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6]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同时又正视探索中的失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了历史是非，认识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7]。决议廓清了思想的迷雾。邓小平的一系列举措凝聚了共识，化解了危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新的实践发展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指导决议起草、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也成为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的武器。

　　二、调整文化的政策，确立“两为”方向

　　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贯彻毛泽东“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的精神，对极左文化政策进行了一些纠正。如提出对文艺作品不能求全责备，“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否则就会阻碍文艺发展；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不能把“三突出”的理论绝对化，并积极推动电影《创业》的重新上映和《海霞》的公开上映。这是在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初步尝试。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后，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领导文化政策调整，重建文化秩序。针对文化领域乍暖还寒，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状况，他强调实施“双百”方针。8月初，他在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8]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郑重提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9]，意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文化繁荣。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祝词》，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回答，阐明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原则立场。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集中阐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肯定了毛泽东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观，又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阐释，从本质上揭示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文艺家要从人民生活中吸收营养创造文艺事业，又把最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创作题材上，“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11]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只要能够使人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12]不再只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认可了文化的娱乐和审美的功能，丰富了文化内涵。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祝词》没有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3]要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营造保证文艺工作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4]尊重文艺和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为文艺松绑，改善文艺发展的环境，对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也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5]在革命年代，“工农兵”占人口的90%以上，是人民的主体，在新时期，“工农兵”已远远不能涵盖文艺的服务对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根据邓小平等的意见，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社论认为，这个新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起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邓小平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领导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过去提出的正确的方针原则恢复起来，把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并根据时代的变化，适时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既为文艺建设提出质的规定性，又为文艺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以开放的视野接纳新的文化现象和鼓励新的文化探索，但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他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16]这种领导不是具体的、直接的，而应当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把握和引导。具体而言，即帮助广大文化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引导文艺工作者加强同时代、同人民的联系，促使他们与党的事业同心同德。党报党刊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7]关注思想动向，对社会思潮进行引导。20世纪80年代初，他支持对电影《苦恋》进行的批判，但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在思想界、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时，他指示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18]他告诫大家，对思想领域的倾向斗争，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9]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就超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度。他强调社会效益第一，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抵制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