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5年经济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理论和取得伟大经济成就的历史。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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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5年经济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理论和取得伟大经济成就的历史。
这65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为界,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
这段话,是我们总结新中国65年经济建设和发展史的最精辟诠释。其中,关键词是三个:“相互联系”、“重大区别”、“本质”。
一、改革开放前时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制度、探索经验和物质基础。这是两个时期的相互联系方面
首先,以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成为生产要素的主人,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广阔前景。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没收官僚资本,并通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建立起来的。在三大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对我国政治经济条件和民族资本特点的分析,以及历史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关系,确定了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赎买的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种和平赎买政策,不但保护了生产力,减少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而且有利于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史上的创举。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两个历史时期经济制度的最根本、最本质联系。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强调:“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1954年国家通过计划指令,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进行统一安排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这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国情决定的,又是用最快速度建立工业强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实现的总任务决定的:第一,在资金、技术、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保证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有限的力量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第二,在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在宏观上优化资源配置,互相协作,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第三,在全国相当多人民生活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别悬殊,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其次,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经济思想和建设经验,不但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不少对改革开放后时期仍有借鉴意义。特别是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为主要标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经过实践探索特别是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而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经济建设思想观点。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有“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有计划、按比例的统筹发展;要打破封锁,争取外援,扩大和西方经济交往;要进行试办托拉斯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等等。
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有些虽未实行,但对改革开放后时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如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毛泽东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如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这些经验和思想,都是改革开放后时期的重要探索前驱和精神启示。
再次,改革开放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时期的经济飞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生产力基础。
1949~1956年,中国在旧中国千疮百孔的经济条件下,迅速恢复了经济建设,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1956~966年,虽有“大跃进”的失误,但并没有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主的任务,特别是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有较大发展。10年共建成530多个大中型项目,新建或扩建了大批重要企业,工业新增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发展起来。从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外,广大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3]
1966~1978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66年、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迈过4000亿斤和6000亿斤两个台阶。“三五”和“四五”计划基本得到完成,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976年与1967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42.23%、年均增长5.15%,[4]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