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托马斯·库恩以范式的变革来理解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这种变革如同视觉格式塔转换实验,新范式会指引科学家形成新的共同体,去关注、发现新领域。这为理解全民阅读对于我国社会阅读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新视角,即将全民阅读视为中国阅读的新范式,始自于2000年的首届深圳读书月可视为全民阅读范式的第一个实验室,将各种有利于阅读推广的资源、人才重新组合,推动重构大众的阅读物质文化环境。经过20年发展,这种实验室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全民阅读范式的演进和共同体成员的增加,促使全民阅读存在的问题得以浮现与改善,增进其美学吸引力,扩大其共识基础,全民阅读理论与实践均有所进展。

　　关键词：全民阅读; 阅读推广; 范式; 共同体; 托马斯·库恩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80年代丛书出版、传播与阅读研究”(16YJC860031)研究成果

　　全民阅读理念由海外舶来,20年来广泛传播,广为实践。我们是否可以将全民阅读视为一种社会阅读的新范式?以这种范式为共识的阅读推广者们所形成的专业共同体,是否能够对中国阅读文化的观念、习惯与物质环境产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影响?本文尝试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理解全民阅读的框架,为该领域理论化研究作出贡献。

　　一、范式的概念与应用

　　在媒介话语中,数字技术和全民阅读是当代中国社会阅读的两个重要标签。相对于数字技术影响的浓墨重彩,全民阅读的影响却相对隐性,在图书馆、教育、出版、传媒、写作、社会阅读推广组织等专业领域之外,普通读者很难注意到全民阅读对自身阅读观念和外部阅读环境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对以下现象稍加留心:中小学教育对阅读的强调,微信公众号中数不胜数的书目推荐,遍及城市的阅读公益广告,成为网红打卡圣地的图书馆、书店,收视率飙升的读书综艺节目,地铁、社区、博物馆、公园和商场、餐馆中触目可见的自动借阅机、图书角……就会发现,我们的阅读物质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变化与全民阅读理念的倡导之间是否有着实质性联系?全民阅读带来的,是否是中国阅读的一场范式变革?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用以解析“科学是如何发展的”这个基本命题。库恩广泛地借用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描述方式塑造了“范式”一词的内涵复杂性,同时也赋予其学术应用的包容性和可塑性,因此被多学科关注和应用。

　　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范式主要指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且能指导他们科学研究行动的整体性预设和认知模式,且新旧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范式的转变如同视觉格式塔转换实验,新范式指引着科学家采用新工具去注意新领域,即使是研究曾经关注过的旧领域,也会有新所得[2]。从阅读角度看,中国虽有悠久丰富的阅读文化,但也具有许多长期存在却一直不被重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全民阅读视域下,这些问题才得以彰显,并开启了由专业化群体进行专业化解决的路径。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范式的改变导致科学观上的深刻革命。可称之为范式的科学成就,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能够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次又足以为这些重新组成的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3]。也就是说,范式足以吸引成员建立新的共同体,同时又为共同体成员开展实践奠定了基础。全民阅读理念在我国的传播,催生了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阅读推广群体,开启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进程[4],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加盟者,推动关系、信息、资源、技术等重组配置,从而形成全新的阅读推广行动者场域——前所未有的阅读推广组织机构、活动项目、设施场地。这都展示着全民阅读范式所具备的指导价值,以及促成共同体组建的共识价值。

　　二、阅读范式的变革

　　具有范式更替的阅读变革,也广泛地存在于书史、阅读史及媒介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中。例如,费夫贺和马尔坦关于书史的开山之作《印刷书的诞生》,以及其后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如罗杰·夏蒂埃、新文化史学家如罗伯特·达恩顿、媒介理论家如马歇尔·麦克卢汉、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人的著作中都展现了物质环境的巨变所带来的阅读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历史演进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中阅读范式的多样与沉浮交替,人类与文本的关系一次次被结构性重塑。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中也不乏史诗般的范式变革,《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论述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将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带入印本书籍激增的物质空间,文人书籍阅读和诗歌创作的模式由此深刻改变[5]——黄庭坚等江西诗派诗人对典故前所未有的高密度使用,即源于印刷文本的激增与易得[6]。《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指出,19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仓库”已成规模,推动着读书世界向梁启超等所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等新秩序转换。阅读新范式的出现,是人类面对阅读物质环境变革而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也为人类文化的涌动前行提供了崭新的动力,旧有阅读秩序解体,新生阅读秩序矗立。

　　范式是共有的范例[7],范例是具体的问题解答。全民阅读取得各地共识,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性范式的过程,是诸多典型范例通过跨文化传播并得以本土化改造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为了提升本国国民阅读水平,采取多种创新措施,有些已发展成为全球阅读推广的典范。比如,英国1992年创立的“阅读起跑线”(Bookstart)计划,美国对儿童阅读教育、儿童早期阅读教育、阅读障碍的重大研究和干预,以色列人秉承犹太民族对阅读的崇尚而实施的促进国民阅读的多种举措,日本、韩国开展的国民阅读调查和阅读立法[8],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多个城市开展的“全城共读一本书”(One Book One City)运动,新加坡的国家阅读活动“读吧!新加坡”(Read! Singapore)等,这些范例为我国阅读研究、法规制定、活动设计和项目创设提供了思想资源,拓展了我国全民阅读范式的内涵。

　　我国全民阅读范式的初建,是中国国民与文本关系深层重构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书荒”结束之后,逐渐开始激增的文本、多元的阅读渠道、与日俱增的阅读倡导者,都预示着一幅“人人皆可阅读”的画卷正在展开。21世纪以来,知识信息传播的新方式让这幅画卷前所未有地对技术、资本、文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数字空间和现实世界里,阅读迅速成为一个个全新的“行动者场域”——新型图书馆和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知识付费产业、阅读教育机构……让阅读爱好者们既看到了巨大的机遇,又如置身于一个不断衍生、急剧变化的庞大阅读迷宫,旧有范式中的阅读指南、阅读方法、阅读秩序无力导航,学者、作家、媒体人等曾经熟练掌握阅读这门古老的文化技艺者们也被种种不确定感乃至忧虑所笼罩。全民阅读范式的形成,亦可被视为我国读书界面对阅读物质文化环境巨变的应激反应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