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反全球化倾向反映了民粹主义崛起的态势,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进程逆转和狭隘国家主义回潮的忧虑不断增加。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和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大势下,理性认识民粹主义的崛起,既有助于审慎思考全球化的利弊得失,有效应对反全球化趋势,也可以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在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危机,并且突出地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治理能力不足和民主政治失序。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平衡国家”,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动态平衡。既有国家制度的僵化和停滞必然使得国家治理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也不能满足政治发展需要,甚至日趋失衡而陷入制度性困境和合法性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习惯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号施令,并热衷于向他国输出西式“民主”价值与模式,在对其他国家政制评头论足的同时却忽视自身的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民主化并不代表国家发展的全部,也不是所有国家治理中的紧迫现实需求。而且,在竞争性选举机制和自利性制衡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民主体制易于陷入问责过度的困境,甚而沦为“失衡国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失衡不断弱化国家能力,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迫切诉求,特别是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发挥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正义作用,因而激发起普通民众对决策精英的不满。其内在逻辑在于,西方民主体制从根本上受制于一种强大的内部惯性,事实上失去了在变化环境中进行纠错和调整的能力。这突出地表现为新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的“总体性危机”,比如,经济发展总体乏力,金融风险上升,发展前景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政府内耗、政治极化、右翼化困扰等政治乱象频现,政府备受责难却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资本主义民主凸显衰微趋势;财富分化严重,社会流动恶化,族群冲突加剧,暴力恐怖活动不断,民众不满情绪发展,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这些危机和乱象的产生,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方面的不足或失误,如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泛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财政支出畸形化,宏观经济政策失灵;在政治方面,选举民主异化,政治体制失灵,政治力量失衡,政治改革乏力;在社会领域,受人口构成、社会文化和社会分配结构性变迁影响,阶层对抗和族群冲突趋于激化,原有的社会秩序基础遭受腐蚀,撕裂的张力危害着社会共同体的情感纽带,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蔓延。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一柄利弊相兼的双刃剑,它既推动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了诸多消极后果。一方面,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国际政治合作与相互依赖深化、全球公民社会逐步成长、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关系和不平等现象滋生,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在推动民粹主义迅速扩展和演变为全球性挑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促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