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环境还是健康,都从未在文学作品中缺席。通过梳理文学作品,可以寻找到不同文明体系下人们对环境以及健康的关注。生态批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倡导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将它定义为“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认为“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前者可以影响后者或者被后者影响”。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是该领域的一位新锐学者。掌握十门语言技能的唐丽园,行走于跨学科的前沿,探索不同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诠释;同时作为哈佛大学新任亚洲中心主任,她还向记者介绍了该中心启动的多个亚洲研究项目,其意义重大,充满活力和人文关怀。

　　环境不仅是科学议题更是文化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12年出版的《生态含混》,荣获了好几个图书奖。如何理解“生态含混”?

　　唐丽园:我常常为环境保护的话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断裂感到困惑,比如人们常常宣传说我们需要回收,我们需要绿色等,但是往往话语是一个方面,而实际行动是另一个方面——即使是那些宣扬绿色生态的,在日常生活中愿意为创造更加绿色的生活作出牺牲的人们。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开始我的研究,看看究竟能够探索多远。

　　当我开始进行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时,选择从亚洲文学入手,这对我而言可能是最得心应手的,因为我已经从事近10年亚洲文学的研究。我发现这样的“含混”(ambiguities)存在于任何地方。从古典文学开始,包括中国诗歌、日本诗歌及艺术中对巍峨山脉的歌颂等;当早些时候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东亚居民在破坏他们的环境时,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遭遇“断裂”了,因为理想主义、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宣扬的话语是一回事,而现实中实际发生的是另一回事。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以及考察目标,我完成了《生态含混》这本书。

　　此外,我对“原生态”(indigeneity)的研究也予以很多关注,即考察原生的居民、原生的民族与环境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体现在论文或者编撰书卷的章节中,当然我也发表了大量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不同主题的论文。总之,我对生态环境的兴趣和关注已有很长时间。这个领域目前已有了很多成果,但是这些出版物主要还是英语占主导,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科发展态势来看,您如何评价生态批评近年的趋势?

　　唐丽园:我认为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态势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工程、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人文社科关于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不同领域的学者、同行越来越关注这个议题,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为解决或者至少缓解问题提出他们的方案。当然,也依然存在一些障碍,其中的一个可能就是有些人存在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但这是不正确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科学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议题,因为通过考察文化,有助于了解人们为什么作出某种选择、为什么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支持某项政策、为什么遵循此规则而不是彼规则、他们如何决策、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以及未来等等问题。如果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或许能得出更好的答案,当然这对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个挑战。

　　不要被自己的学科训练所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批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门新型学科,应该说是随着全球环境、生态恶化以及科技的发展,引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思索的一门学科。这个领域为什么会引起您的兴趣?

　　唐丽园:确实,生态批评这个学科是个前沿学科。我涉足这个领域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一直以来对环境问题感兴趣,小时候就喜欢徒步爬山,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将文学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中一个小组讨论生态批评,当时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领域,可以说一个小的讨论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常对学生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当你去参加各种研讨会时,不要只参加那些对你来说已经知道的、喜爱的话题的讨论,应该去看一遍目录,看到什么就选了去听。激发我对生态批评研究兴趣的就是这样的偶然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