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达“死刑判决书”已经过去150多年了,但资本主义依然没有“死亡”,某些方面还显得生机勃勃,似乎打破了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魔咒。但是,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的研究却证实,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依靠的是掠夺式积累,它构成1970年以来新帝国主义的本质。

　　“原始”积累并非过去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所谓原始积累,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及基本条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种“原始的”积累“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原始积累过程充满血腥、暴力、偷盗、掠夺以及权力的滥用,驱逐农民、剥夺农民土地、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地,通过剥夺和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

　　哈维肯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威力,但对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史前史的观点提出异议:马克思描述的暴力过程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来讲不再是必要的了吗?罗莎·卢森堡早就发现,资本积累有两套体系,一是在生产场所和流通领域以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进行;二是在国际舞台上,通过殖民政策、国际供求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等方法进行。二者间存在“有机的链接”,如果没有持续的、主要通过帝国主义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应该早就不存在了。经验事实可以证明卢森堡观点的正确性。在当代世界,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过程依然到处可见。对农民的剥夺、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榨取发生在非洲,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金融战、货币战成为全球价值掠夺的手段,这些不带硝烟的战争较之传统意义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商品化的旗帜下,自来水、卫生保健、教育等原本属于公共产品的领域变成了资本家谋取剩余价值的场所,这无非是新一波的“圈地运动”;国家权力与资本结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制造两极分化与社会失衡,在边缘地带制造血汗工厂与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的历史始终由血与火的文字写成,哈维得出结论:与原始积累相似的某些东西,仍然活生生地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并将持续存在,而且“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性的因素”。

　　鉴于“原始”在时间上的特指与限定,哈维用“掠夺式积累”指称这种伴随资本主义历史始终的、持续性的、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的积累。这对于我们理解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探寻其渡过无数次危机的真正原因很有帮助。

　　扩大再生产危机与掠夺式积累

　　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历史的掠夺式积累表现形式不一,每当扩大再生产出现危机无法启动资本持续积累时,它就会浮出水面。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表现,一般利润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下降。由于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的保值及增殖,资本要无限制地扩大生产,但是扩大生产的手段与资本增殖的目的相冲突。对抗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表现出来,资本积累总是伴随危机进行。如同泛滥的洪水必须找到泄洪口,扩大再生产的危机需要找到适当的转嫁路径,否则资本积累将终结。

　　哈维以“时空修复”分析了资本积累依赖掠夺式积累的机制。某一地理范围内的积累危机意味着形成了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解决方案之一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进行时间再配置,解决方案之二是通过开辟新市场或新生产领地进行空间再配置。问题在于,如果长期投资不能产生回报,就要承担资产贬值的后果或承担无力偿还的债务,而新地域最终也会出现资本过剩,也需要运用“时空修复”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这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面是,国际竞争日趋严峻,贸易战、货币战,乃至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发生。

　　掠夺式积累呈现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商品化与私有化。其目的是为资本积累开辟新疆域。第二,金融化。1980年以来的金融化浪潮使得掠夺式积累变本加厉,具有金融操控特征的投机与泡沫随处可见,使财富流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第三,危机的管理与操控。1980年以前,国家层面的债务危机并不多见,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变成了“流行病”,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因为故意制造的“债务陷阱”是掠夺式积累的首要方式,使财富从穷国转移到富国。第四,国家再分配。在镶嵌型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是让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新自由主义颠倒了这一资金流向,使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成为掠夺式积累的帮凶,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