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马尼希·巴布纳(Manish Bapna):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执行副主席兼常务董事、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麦肯锡公司前战略顾问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事件,标志着全球化的大潮遭遇了“逆全球化”的险滩。在此背景下,重新调整全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打造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势在必行。

　　本期对话的两位嘉宾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对“逆全球化”浪潮走向以及中国的角色担当有着各自的深刻洞悉。作为全球知名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执行副主席,马尼希·巴布纳一直活跃在环境治理的前沿,在他的带领下,世界资源研究所先后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建立了办公室,启动了可持续及宜居城市等项目,以寻求实现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社会职务,他撰写的国情报告具有重要影响,曾出版专著、合著、编著等各类著作80余部。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本质及其发展态势?如何看待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及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中国将为“新全球化”提出何种理念与方案?……围绕相关问题,记者分别对二位学者进行了采访。

　　“逆全球化”的出现绝非偶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将2016年称作“逆全球化元年”,也有学者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看作是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您认为“逆全球化”是否存在明显的时间起点?

　　巴布纳:我不认为某个事件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端。但毫无疑问,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表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对政府失去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却感觉越来越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不确定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只是过去几年变得愈发明显。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可以说,2016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年份,在这一年我们注意到的是若干方面的倒退。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证明了民众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置于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从贸易投资和其他一体化中受益,包括发达国家的民众,比如说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是在逐步演变的。起初,人们仅仅关注如何减少壁垒以改善贸易,认为贸易越多发展越好。但经验表明,虽然贸易整体来说带来很多益处,我们仍要警惕其负面影响。事实上,某些国家、行业、社区可能获益,而对其他人则并非如此。因此,目前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受着考验,如何应对这一考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思考能否通过贸易投资协定及移民政策,来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使原本未能获益的人群获得公平、顺利转型的机遇。

　　胡鞍钢:1870年以来的前三次全球化,西方国家是主导者,其最大的本质特征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而且也不可持续,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新的全球化诞生在南方国家兴起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中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特别是杭州G20峰会,是中国拿出方案最多的一次,这些方案都不是中国另搞一套,而是基于国际公认的指标体系拿出自己的方案。可以说,“新全球化”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我们的研究也是将2008年作为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世界货物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59%,中国这一时期的比重也从32.99%上升至55.75%(最高点为2006年的63.97%)。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59%下降至2016年的50%(2015年为44.32%);中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5.75%下降至2016年的32.91%,降幅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1999年的比重(33.1%)。由此可见,2008年是逆全球化的一个分界线,只不过2016年更加凸显,由于英国“脱欧”等事件更引起大家关注而已。